2013年4月20-21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徐谓礼文书”为最新出土宋代文献，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1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主持整理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文书》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就文书内容言，可以理解为围绕着君主和中央、地方等各级政府事务所产生的政务文书。为了促进学界对徐谓礼文书的文书学、行政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增进对于宋代政务运行机制的认识，并推动其它材料中相关政务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负责召集并承办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是《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整理出版以后，国内外宋史学界首次举行的相关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早稻田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考古所、浙江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等国内外众多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中华书局、《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著名出版机构和学术期刊、杂志的专家学者共计四十余人。

    历史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刘后滨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代表学院致欢迎辞，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包伟民教授就会议的召集做了简要说明。国务院参事、中国宋史学会会长邓小南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也到会祝贺，并主持了会议当天下午的报告与讨论。
    本次会议共提交论文共18篇，议题涉及到宋代考古、文书形态、唐宋政治制度变迁与政务运行等多方面内容。文书的发现者郑嘉励研究员介绍了徐谓礼墓的形制与江南宋墓的特点，并综合富弼、韩琦、吕祖谦家族墓的情况，分析了江南没有族葬墓的原因。日本早稻田大学小林隆道从告身文书的“实物性”出发，分析了其对官员的意义，试图解答为何录白告身会在徐谓礼墓中出土。张祎、刘江和王杨梅的文章着重讨论徐谓礼告身文书的类型问题，指出其中有敕授告身和奏授告身两类文书，刘江更复原了俄藏黑水城文书中的一通政和八年奏授告身，这均说明元丰改制后宋朝已恢复使用奏授文书授官。陈文龙结合徐谓礼文书和宋人文集中的制词，总结了告身和敕牒的行用范围，曹杰分析了两宋以“告身”、“敕牒”、“省札”组成的授官文书格局。告身文书的签署所反映的政治体制和权力问题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杨芹分析徐谓礼文书中保留的敕授告身，并通过与北宋告身做对比，梳理了两宋之间三省制的演变及在文书上的表现。刘后滨指出虽然文书上的签署已不能反映真正的政务流程，但宋代坚持保留唐代三省制形制的现象值得重视。李全德结合文书形态与实际政务运作，重新思考了南宋所谓三省合一后中枢体制的变迁对给舍封驳的影响。

    关于徐谓礼文书中录白印纸部分的讨论也是本次会议的重点，王刚重新梳理了宋代印纸的概念，并从印纸的流转和官员的保存等角度分析了印纸文书对官员的意义。魏峰结合徐谓礼文书和传世文献细致复原了宋代的印纸制度，并指出朝廷可以通过“某事入衔”等方式灵活地改变印纸的内容，推动官员重视某项政务，印纸并非完全形式化的考课方式。王宇分析印纸中反映徐谓礼在信州知州任上荐举下属的情况，指出印纸由于流于形式，不能反映长官对下属的臧否，但是长官通过对荐举权的运用，仍然能对下属做出甄别和选拔。余蔚发现了印纸中徐谓礼在淮浙发运司主管文字任上的相关记载，描绘了南宋末年淮浙发运司的设立情况和与当时两淮军需的关系。胡坤和周佳通过将数则徐谓礼文书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勾勒了徐谓礼某阶段的仕宦历程，并分析了其中反映的宋代官员待阙问题和员多阙少情况下宋廷的应对。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印纸上的签押问题，曹家齐将徐谓礼文书印纸部分州府官员的签押与北宋《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保留的州府牒、贴文书做对比，指出南宋州府文书幕职官和诸曹官签押简化，知、通的决断权有所突出。虞云国将徐谓礼文书中的印纸按类型分为八种，分组讨论了其中的签押情况，指出文书中的签押流于形式，其严谨程度与文书的重要性相关。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就印纸的性质、唐宋政治制度的变迁、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精彩的讨论。最后，李全德对大会做总结发言，强调了包伟民教授和他的团队在文书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巨大成绩，并针对有的学者对于徐谓礼文书研究价值的质疑，分析并肯定了徐谓礼文书对于推动唐宋政务运行研究的重要意义，会议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