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一楼1406教室座无虚席，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先生，做了一场题为“汉元帝时代”的报告，这是“人大史学讲堂系列讲座”的第三十九讲。讲座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文学院以及北京地区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的百余位师生到场聆听。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主持，国学院王子今教授担任评议人，现场翻译是蔡亮女士（毕业于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阿肯色大学）。

      鲁惟一（Michael Loewe）先生生于1922年，先后就学于剑桥珀斯学校（The Perse School ）和牛津大学曼达琳学院（Magdalen College）。1951年凭借其对中国汉代历史的杰出研究获得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63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剑桥大学执教，直到1990年退休。曾任剑桥大学东亚系主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Clare Hall college）副院长，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欧洲中国研究协会主席，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先生是西方汉学的集大成者，博学多识，著述丰富，在中国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领域贡献尤为突出。他参与了《剑桥中国史》的编辑和撰写工作，是《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主编和撰写人。他的多种著作都被誉为西方汉学史的奠基之作，被学者广泛征引，或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著者如《汉代行政记录》、《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汉代的危机与冲突》，《汉代的占卜、神话和君主制》，等等。鲁惟一先生退休后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秦、汉、新三朝历史人物传记辞典》（2000）、《剑桥中国秦汉史补编》（2010，主编兼主要撰稿人）、《董仲舒：一个儒生的文化遗产和〈春秋繁露〉》（2011）等著作。
      鲁惟一教授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以往学术界较多关注汉武帝时代，对汉武帝之后的皇帝则采取了忽略的态度。他不认为汉元帝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这个时期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汉元帝在位仅15年，此时代却出现了不少的思想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与哲学思想，这对我们理解汉代历史无疑有益，故报告的主题是“汉元帝时代”。
      接着，鲁惟一教授对武帝时代和元帝时代进行了比较。比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位皇帝继位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武帝即位时，距汉帝国的缔造仅仅60年时间，国家处在一个发展、上升时期，且要面对来自北边匈奴的威胁。元帝即位时，整个帝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巩固，这包括已经建立好的规章制度。武帝继位时16岁，他对治理国家并没有什么概念，比如他并没有意识到会参与帝国的祭祀。汉武帝周围的大臣都是对军事熟悉的将军、武将。汉元帝时，国家祭祀制度正逐渐形成，官员大多是儒士出身。此时，尚书这个机构变得更为重要，这意味着在决定国家政策时当遵循不同的程序。当时的首都长安，比武帝时大得多，朝廷统治的郡国数量也比武帝时多，疆域也比武帝时广大。
      第二，从经济状况而言，也存有巨大差异。武帝时，从西方引进了新的作物和农作物，如葡萄。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葡萄园种植。元帝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更为严格。
      第三，思想上的变化。武帝时注重对经书的研究，并有不同的师法、家法出现，注重对《周易》、《诗经》的解读，元帝时对经的解读和传承已经非常成熟。
      第四，关于五行。通常认为在元帝之前已出现了“五行”，在此时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且成为最为重要的一种方法去思考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变化。
      第五，这100年之间，另一变化是汉帝国和边疆民族的军事和经济贸易商的交往。武帝时对匈奴连年征战，而元帝时疆域更加广大，匈奴单于经常访问长安，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然后，鲁惟一教授对汉元帝在位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
      第一，元帝继位时的情况。汉元帝出生于公元前74年，登基时26岁。元帝曾经历过外戚之间非常残酷的斗争，其母亲为霍光妻毒死。
      第二，元帝所受的教育及由此所采取的政策。元帝接受了《诗经》的系统训练，其师傅有周堪、萧望之（宣帝时重要的官员，元帝任太子时的老师），两人均参加了石渠会议（前51年）。据《汉书》记载，元帝在少年时已经对儒家和儒家思想非常倾心，施政时更倾向儒家的“仁政”政策，注重对百姓的关注。宣帝时则是另一种情况：更遵循依照法律，强调严格执行法律。
      第三，宣元两朝经历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汉帝国建立的时候，他们还遵循秦朝的严酷法律。元帝即位以后，官员则遵循、推崇周代传统的政治方式——强调道德。
      第四，元帝一朝没有出现外戚的强烈纷争，这与其他朝代是不同的。元帝去世后，太后和婕妤之间的外戚纷争才出现。
      第五，元帝时代，皇帝宫廷生活的奢靡和平常百姓生活的困苦形成鲜明对比，故成为朝臣批评的对象。元帝并不治理朝政，他把管理帝国更加托付于高层官员，他自身则更喜欢在乐器和音乐上花更多时间。
      第六，帝王所起的作用，及帝王如何看待自身的权力问题。我们应考虑帝王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汉代一朝，只有少数皇帝能够直接制定政策和管理朝政，或许这些帝王天生就具有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强烈的愿望来积极参与朝政管理。假设皇帝很年轻，被一帮有经验的朝臣所包围，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东汉中后期，不少皇帝年幼即位，或未离襁褓，不能直接管理朝政。他们只是像宪法一样，有象征意义。所以才有这样的理念：最好的皇帝应该无为而治。如果帝王遵循此道，他就会下放权力给他的大臣。虽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帝王，因为官员所有权力都来自帝王。这也是另一个问题，帝王自身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帝王一定拥有权威，他的权威来自“天命”。元帝之前，人们往往将“天命” 与商周相联系，而不是汉帝国。睢弘、匡衡很强调天命。元帝之后，王莽纂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王莽声称其的权力来自阴阳、五行。
      第七，关于诏书。宣帝的诏书表达了对帝国及时代的自豪，从年号也能看出他对那个时代的骄傲，如神爵、五凤等年号。元帝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发生了很多灾害，大臣指责皇帝，诏书也经常提及“阴阳失调”，如“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等等。（鲁惟一教授认为这是“五行”在诏书中第一次被提起。）
      第八，元帝时候，重要思想家，有翼奉、京房、刘向等。翼奉将“道”解释为“阴阳五行”，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他还提及了宇宙中三个最为基本的力量，“天”、“地”、“人”。京房是研究《周易》的专家，在解释“易”时都会引用五行。刘向是宗室后裔，但并未在帝国官僚体系中担任高位，他对灾异的解释几乎与董仲舒一致，撰有《新序》、《说苑》等书。
      第九，关于《盐铁论》的成书年代。鲁惟一教授倾向于认为，《盐铁论》成书于元帝时代。一般认为《盐铁论》记载的是昭帝时（前81年）的一场宫廷讨论，鲁惟一教授则更倾向于认为《盐铁论》是元帝时大臣们对一些问题的讨论。
      《盐铁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史料，保存了不同治国理念与治理方法的论争，如是应遵循秦代抑或是还是周代的治理方式，再如是应该遵循远古来治理帝国还是依据当今的发展有所创新，等等。《盐铁论》中也保存了对“文”、“质”的论争，如何管理经济（即，政府应该控制经济还是只起到协调作用），应注重官员的管理才能还是文学修养，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元帝一朝的政治论争。为什么呢？元帝时民众开始抱怨官员的素质，俗吏并不能担当作为官员的使命。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宦官占据了官员中高层的位置，如弘恭、石显等人。元帝时有关于宗庙祭祀的争论。当时有太多需祭祀的先帝庙宇，花销巨大，故一些官员建议削减此类支出，而某些祭祀应该被彻底废除。这些讨论都会影响我们对汉代历史的理解。譬如，当时一度还有建议取消对武帝的祭祀，未必采纳；若被采纳，或许我们会对武帝有另外一种理解。元帝时也有关于经济的讨论。公元前81年，有人提出应该废除对盐铁的垄断，而公元前44年，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同时，元帝时也有针对皇帝奢侈的生活提出批评。
      最后，鲁惟一教授总结到，元帝时没有引人瞩目的成就或政策，没有外戚之间的强烈斗争，也没有活跃的军事活动和对外扩张，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政治理念从遵循秦的统治方式向遵循周代统治方式的转变。刘向刘歆父子、扬雄等几位学者兼思想家，奠定了此后思想发展的基础，也许改变了古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
      报告结束后，王子今教授作了精彩评议。王子今教授指出，鲁惟一先生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前辈学者，他的报告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家的学识与见解，让我们受益良多。鲁惟一先生在选题上，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汉元帝时代”；在报告过程中，将汉武帝时代与汉元帝时代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视角；而且在比较的时候，鲁惟一教授还注意到了汉元帝时代人才构成背景转化等方面。鲁惟一教授这一系列的学术成就都与他长久积累和精业精神是分不开的。王子今教授还对年轻一代提出殷切希望，鼓励在场的年轻一代，一定要在鲁惟一教授这种学术风格的感召下，珍惜时光，致力于秦汉史等学习与研究。

     互动环节中，鲁惟一教授就《盐铁论》的成书年代、简帛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等等，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交流。讲座的成功举办，不仅令在场的师生受益匪浅，也加深了东西方学术界对秦汉时代的理解。（历史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