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4日下午3点，人大史学讲堂第81讲在人文楼三层历史学院会议室拉开帷幕。做客本期史学讲堂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红生教授，他以“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问题”为题带来了精彩的分析和讲解。本期史学讲堂的主持人是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金永丽副教授。历史系主任王大庆教授和本系教师周施廷、杜宣莹等师生十余人参与了本期史学讲堂活动。

王红生教授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顾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出版的教材和专著有《二十世纪世界史》、《论印度的民主》、《乡场、市场、官场：徐村精英与变动中的世界》、《神与人：南亚文明之路》以及《尼赫鲁家族与印度政治》等，并曾荣获过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和北京市优秀教师奖。

王红生教授首先以“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赘瘤还是印度文明的基础？”这一问题导入，分别从种姓制度的基本特征、村社共同体和种姓制度的观念起源三个方面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历史源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随后，王红生教授回应了种姓制度历史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为什么千年的穆斯林统治和西方殖民统治没有在印度终结种姓制度”。他认为，穆斯林对印度的统治虽然时间较长，但也只让大约1/4的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并且印度穆斯林信众群体的种姓观念依然没有被完全消解；历史上的阿克巴大帝采用的宗教和解政策因重用婆罗门和印度教来反制穆斯林贵族势力的措施，也让印度本土宗教恢复了部分势力。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的基督教化政策也未能动摇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主导地位，其皈依政策是失败的；与此同时，殖民者“西化”与“梵化”的政策也强化了种姓制度及其观念的存续。

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在王红生教授看来，虽然给种姓制度及其等级观念带来了冲击，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种姓制度依然保持了足够的韧劲和张力，吸纳了民族国家建设、现代教育理念、人员和职业流动、民主政治规则等带来的冲击。他认为，种姓观念及其影响不仅在现代化进程中存续下来，而且显示出对现代化过程的高度调适能力。种姓内部的团结合作，一定程度上消弭和减缓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分化带来的紧张。

最后，王红生教授提出，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应该如何利用传统构建现代和谐社会，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他指出，近代以来，东方国家普遍面临文化危机，一方面，印度人民认识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要达到独立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和各国建立绵密的关系网，彼此依赖。但另一方面，西方的崛起导致东方传统社会的解体，“老师总是欺负学生”迫使东方人思考路在何方。建立文化自觉、自醒、自信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紧迫，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

在交流与答疑环节，在场师生就各自关注的与印度种姓制度相关的问题与王红生教授进行了细致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讲座结束后，王红生教授与前来参与本期史学讲堂活动的师生合影留念。

（图/文 温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