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下午三点，“人大史学讲堂”第64讲在人文楼三楼历史学院会议室举行。本期讲堂有幸邀请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沙伊德尔教授，讲座的题目为“中国、罗马和第一次大分流”。讲座由历史学院徐晓旭教授主持，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刘津瑜教授和历史学院王大庆副教授共同担任评议人。讲座吸引了来自于校内外的数十位同学，此外，北京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的穆启乐、范韦里克和刘淳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胡玉娟和吕厚量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永斌老师，人大历史学院的唐纳德·沃斯特、金永丽、侯深、周施廷老师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的古罗马史研究专家。沙伊德尔教授出版著作多部，包括《罗马和中国》（Rome and China）、《牛津古代近东和地中海国家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Mediterranean）和《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co-Roman World）。最新著作《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国家权力》（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大获好评。

    在讲座中，沙伊德尔教授运用比较史学、全球史等理论与方法，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帝国做出了宏观的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他首先指出，在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城邦之间的相互整合是在彼此平等的状态之下进行的；而在中国，这种政权的扩张则是在君主制之下进行的，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一种吸纳，从而使国家机器官僚化，形成了秦帝国。罗马帝国也存在类似过程，但是也只存在于帝国形成初期的阶段。到汉朝—罗马帝国建立之后，两大帝国的状况有趋同的迹象，这是所谓“第一次合流”。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再无可与之相匹敌的大帝国能重现罗马帝国的“大政权控制”，虽然不断出现尝试者，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而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欧洲帝国出口”的现象，即殖民主义扩张的进程，出现了大英帝国。

    帝国为何长久以来未能在欧洲重现？沙伊德尔教授认为，欧洲本土有两个因素是中国所没有的，即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外部强权的干预。关于彭慕兰提出的著名的“大分流”的说法，他认为，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普遍支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而生态边疆，即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冲突，对建立大帝国非常有利，欧洲则不存在这些因素。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交往和冲突以及在地位上的不平等，也符合一开始就指出的“整合”过程。欧洲远离游牧文明，这方面的影响也就比较小。

    欧洲与其他地区拉开很大距离即“大分流”的原因，在沙伊德尔教授看来，也应当从有没有“大一统”当中来寻求。“多中心”统治和“垄断统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多中心”的竞争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之间需要不断讨价还价来达成某种平衡，也有利于社会创新；而东亚模式起初是垄断性质的，政权经常在与自己的精英竞争，还有与游牧社会的竞争，这些都是不平等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努力维持现状，形成较为封闭的状态，并且主要依赖自己的内在资源。两种模式的差异非常之大。欧洲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与“大分流”密切相关的工业革命、航海革命等，它们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存在“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研究“大帝国”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大分流”是大有裨益的。

    在评议环节中，刘津瑜教授为大家梳理了沙伊德尔教授讲座内容的要点，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接下来，王大庆、唐纳德·沃斯特、穆启乐、胡玉娟、侯深等老师以及在场的同学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沙伊德尔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讲座结束后，沙伊德尔教授与在场部分师生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