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世界史》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世界史研究集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每年计划出版1-2辑，每辑分设执行主编，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常设栏目包括“专题研究”“文献和论著选译”“学术动态”等。第一辑已于2017年6月出版，主题为“什么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执行主编为孟广林和王大庆。近日，《新世界史》第二辑出版发行（2018年12月）。本辑是世界古代史专号，主题为“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执行主编为徐晓旭和王大庆。下面是本辑的书影、“编者的话”及“目录”，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的话
        2016年9月16—18日，由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年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会议的承办方，我们在与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充分沟通和交换意见后，将这届年会主题定为“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并且，我们也首次尝试突破以往分成古代希腊、罗马和东方等专业分会场的传统做法，代之以围绕“增长与发展”、“生活与治理”、“交往与网络”、“记忆与认同”四个横切性议题的跨专业分组讨论。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新尝试，是考虑到经过几代世界古代史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国家的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古典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呈现出较强的专业化态势，同时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也获得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和加强各领域间的交流乃至合作，拓宽研究视野就十分必要。事实表明，会议收到了预期效果，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产生了对比、互补、呼应和共振的学术效应。同时，这次会议还邀请到了中国史和考古学的有关专家参加，因而其中也不乏中外历史比较视角的介入。
       这一辑《新世界史》，作为世界古代史专号，延续了2016年年会的主题“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其中有的文章还是此次年会上提交的论文。最早的古代世界是在旧大陆诞生和发育的。本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论文译文便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整体性、联系和交往的研究，并且还不乏比较研究。丝绸之路是在古代形成并延续至近代横贯欧亚大陆的最大的远程商路系统。刘昌玉的《丝绸之路前的亚洲西段贸易探析》和易华的《青铜与玉帛：丝绸之路深境界》分别考察了作为丝绸之路西段和东段前身的商路及其贸易状况，展示了丝绸之路有其深远的世界历史基础。从两文中可以看到，在丝绸成为这条商路上的常规商品之前，这条作为丝绸之路前身的商路东西两段的主要商品中都包括宝石和金属：西段贸易中最具特色的宝石是青金石，东段则为玉（也有少量青金石进入中原），而绿松石、红玉髓、青铜及其原材料、黄金等均出现在东西两段，不过考古显示崇尚金器的风气在中原的普及要比中国的西北、北方和西南晚。
       古代以色列、希腊、中国、印度、伊朗在同一时段均经历了各自的“轴心时代”，这并非各自孤立发生的现象，而是与欧亚大陆的技术、社会、帝国、商路、宗教习俗和族群冲突等诸多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布戎·维特洛克的《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王大庆译）为新近出版的《剑桥世界史》中的一章，该章不仅梳理了“轴心时代”概念的学术史，而且极为敏锐地剖析了“轴心时代”的产生条件和原因、结果和路径以及意义。
       德米特里·潘臣科在《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和希腊对印度与中国之理智史的贡献问题》（聂敏里译）一文中认为，通过被波斯国王由小亚细亚的米利都迁移至中亚的一支希腊人——布朗奇达伊人，伊奥尼亚地区的希腊思想曾对印度和中国产生过影响。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这一影响和“轴心时代”一样，也都是发生在未来的丝绸之路上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
       古代希腊人也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世界”概念。名词化的分词oikoumene既被用来指与无人居住的地区相对立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即“人类世界”，又可以宽泛地指整个世界。希腊人不仅撰写了多部关于他们所知道的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著作，而且因为探知到地球为球体这一天才的发现，甚至能够推理出旧世界之外存在其他人类世界的可能。约翰内斯·恩格斯《希罗多德〈历史〉和斯特拉波〈地理志〉中的世界历史与oikoumene的文化地理学》（陈莹、郭涛译）讨论的便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对地理学的集大成者斯特拉波的影响，虽然后者极力将自己的写作与前者的范式区别开来，并且给予前者以尖锐的批评。
       对于处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社会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吸引众多学者兴趣的领域。雷立柏（Leopold Leeb）在其《欧洲和中国的古代学院》中对自古代以来欧洲和中国的学院类型的教育机构从学科制度、教科书、教学语言、社会环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做了对比观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一系列差异是他更为关注的焦点。
       历史的整体性、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形成有赖于人群的相遇、接触、交流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体化。而在不同族群和文化相遇的时刻，彼此如何看待和对待无疑构成一种势所必然的伴生后果。Elena Avramidou在“The Greek and the Others: Identity Issues”（《希腊人与他者：认同问题》）一文中追溯了自前古典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人对自身和外族人意象的演变，强调该意象在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异。她支持希腊人与蛮族人两极对立的明确观念确立于希波战争之后的理论，并认为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城邦衰落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化。她也指出，希腊人并非唯一一个以自我优越感为基础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民族。相似的区分也见于犹太人与外邦人、基督教徒与异教徒、华夏与蛮夷、欧洲人与东方人、埃及人与犹太人和希腊人、罗马人与蛮族人。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是观察相遇和认同问题的另一个绝好样本。黄庆娇的论文《“希腊化”抑或“埃及化”——从王衔和教令看托勒密王朝希腊统治者传统法老形象的塑造》讨论了在托勒密埃及这一“双面社会”中，希腊统治者的传统法老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在这一塑造过程中，埃及祭司充当了希腊国王的“师傅”，并且希腊政治文化元素也融入其中。作者还试图突破学界广泛争论的“文化融合”还是“文化隔离”、“希腊化”还是“埃及化”解释模式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古代，中国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oikoumene（请允许我们此处借用一下希腊的概念），即世界。“庄蹻王滇”无论被当作一种历史真实来看待，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被对待，都足以构成这个世界中一次相遇事件或一种关于相遇的记忆投射。苏勃在《试析庄蹻王滇的历史记忆》里对关于庄蹻王滇的史料和既有研究做了周详的梳理，但最后并未对该问题做出决定性的结论，而是持一种开放的看法。在她看来，“庄蹻王滇”历史记忆既可能有西南地区楚、巴蜀和滇之间的族群-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依据，同时又受到了古代中国历史书写中“华夏中心论”和“英雄徙边记”叙事范式的支配。
       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固然依赖于交往和网络的形成，也离不开各古代社会自身的发展和治理。在本辑当中，希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式受到了关注。聂敏里在《关于古典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几点思考》中提出，古典希腊城邦奴隶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策的结果，不反映古代社会的一般特点；这种奴隶制造成了社会分工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繁荣，但也带来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严重对立和分裂，其社会结构性问题也成为雅典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
       人们通常认为，古代希腊是城邦的世界，城邦构成古代希腊人的国家形式。这种常识不能说不对，但它掩盖了古代希腊政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作为单一政治单元的典型城邦在希腊世界也许占不到一半数量，而以ethnos（“族群”，“部落”）为框架的联邦制国家koinon（“同盟”，“共同体”）构成了城邦以外的、超越城邦的另一种普遍而重要的国家形式。晏绍祥的《比奥提亚同盟及其民主政治》一文重构了比奥提亚同盟及其民主政治的历史：这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就可能初步建立起来的同盟，一度实行寡头政治，底比斯城邦是其领袖。公元前379年革命促使底比斯转向民主政治。随着底比斯统一比奥提亚，民主政治被推广到整个同盟。不过，其民主政治属温和型，与阿尔哥斯而非雅典的民主政治更为接近。在编者看来，古代希腊虽小，却是一个政体实验场，各种可能的政治方式都在其中经历了实验，该文恰恰提供了对于一种超城邦的联邦制国家民主政治个案的观察和分析。
       就社会治理而言，与再分配经济相匹配的君主制王国是古代近东社会普遍的政治形式。在这种体制下，国王是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的核心。本辑所发表的古代文献译注多数是对出土的古代近东文献的翻译和注释。王亮的《〈达赫舒尔免税敕令〉译注》和戴鑫的《托勒密八世大赦法令译注》均为对古代埃及国王所颁布的法令的译注。前一法令是第六王朝国王派皮一世为推动金字塔城的发展，防止田制破坏，预防强制徭役等目的，在达赫舒尔颁布的免税敕令。后一法令为托勒密八世与其两位妻子克莱奥巴特拉二世和三世一起颁布的大赦法令。法令涉及宽赦罪犯、减免税收债务、规范司法审判、吏治整顿等多方面内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就诉讼而言，该法令首次只承认希腊人和埃及人这两种（且彼此平等的）法律身份。蒋家瑜提供的《〈铁列平敕令〉译注》展现了赫梯国王铁列平所颁布的这部重要敕令是如何针对王位继承、王室和王权斗争、农业、遗产继承、血案以及宫廷巫术等问题做出相应法律规定的。国洪更的《一封疑似提及〈汉穆拉比法典〉的古巴比伦书信》与其说是一份文献译注，不如说是一篇富有创见的小论文。所谓《汉穆拉比法典》最初被公认为法典，但后来亚述学界流行的看法是视之为一篇探讨社会正义的学术作品，而非法典。国洪更从一份涉及工资纠纷的书信所提到的“雇佣工人的工资（标准）已经写在‘石碑’上了”一句出发，在对该书信翻译、注释以及将其与《法典》有关条款进行比对分析的基础上，认定该书信所提及“石碑”即指《法典》，而《法典》本身的法典性质也因此得以证实。宋慧聪和郭丹彤合作完成的《〈摩斯诉讼铭文〉译注》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社会当中家族内部土地纠纷历次诉讼的全程实况解读。这篇出土文献同时还透露了关于当时的税收体系、土地占有情况以及官员的受贿行为等更多的信息。这些关于立法和司法的文献直观地证明了古代近东王国和帝国的君主制同样关注民生、民众的福祉、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并非如同西方传统上所建构的东方专制主义刻板印象中暴君的所作所为。而对这些第一手史料的认认真真的语文学研究和历史学考证也要比我们不时听到的“反西方中心论”的口号和空喊有着更有分量的实际效用。
       在古代，同以后各时代一样，帝国既是区域世界一体化的产物和力量，又是内部社会发展、增长和治理的成果。近东、南亚和中国如此，地中海和欧洲也是这样。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无疑是古代地中海世界发展起来的最大和最为成功的两个政治体，它们成功和治理的奥秘在古典文献中被经常讨论。《李维关于亚历山大的离题话》是杨志城对罗马史家李维《自建城以来》第9卷第17-19章所做的译注。李维坦言这三章属“离题话”（deverticula）。在其中，李维以反事实的方式假想了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人交战的场景，从统帅、机运和士兵三个方面对比了罗马和亚历山大的实力，然而暗中对比的却是罗马的共和制和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君主制。王悦则为李维的同一部历史著作的第21卷第16-30章贡献了译注，即《〈建城以来史·卷廿一〉选译：罗马向迦太基宣战》。她注意到，李维在罗马与迦太基关于条约法律效力的争端上认可罗马为正义的一方，随后又借沃尔基亚尼人之口讥讽罗马人对盟友未施救援，丧失诚信，这是李维注意平衡叙事的一例。
       法律不能不说是罗马治理上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对于罗马人来讲它也是一种生活。诗人奥维德甚至在他的爱情诗里都频繁地使用法律术语，将情景描写置于法律语境之中。顾斯文（Sven Günther）所撰“More than a Mere Illustration!? The Legal Language in Ovid’s Remedia Amoris”（《不单单是解说！？奥维德〈情伤疗方〉中的法律语言》）旨在阐释这类法律措辞在他的这部爱情诗中的具体功能。他提出，诗人设定的文学架构允许其潜在的古代读者即奥古斯都新制度下的城市精英能够根据其行为和经验框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解读”这些法律术语和程序，而锚定于这些框架的做法又挑战、修正甚或打破了读者对于法律和社会的传统理解。
       正如以上一篇论文和两篇译文所表现的那样，关于古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通常是多角度、多路径的。王以欣的《风王埃奥罗斯考》不仅梳理了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来古典文献中风王埃奥罗斯形象的演变，而且还借助其他文化中控风主题的民间故事和人类学证据作为观察的参照，为风王故事的起源寻找一种历史的解释：风王的故事并非诗人的杜撰，而是源自现实生活中的巫术经验和传说，其原型是民间掌管控风巫术的巫师。古希腊人对这些风巫术并不陌生，尤其是那些水手们。他们可能遭遇或求助过这样的巫术，或从周邻民族中听到过很多风巫术的故事。荷马把生活中的经验和传闻引入史诗，创作了风王故事。后世又对之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和扩充。
       在古典文献研究当中，语文学和抄本学无疑占据着基础的地位。徐晓旭的《古希腊语小史》是一份关于古希腊语历史及其研究的全方位概述，内容涉及希腊语与原始印欧语和前希腊底层语言的关系、迈锡尼希腊语和线形文字B、有史时期的希腊语方言、塞浦路斯音节文字和希腊字母、文学方言、共同语。鉴于西方学界关于重写本的研究多以个案为主，而国内学界对于此项研究尚缺乏关注，李强撰写了《西方古代-中世纪文献研究的新路径——试论重写本的研究及其意义与启示》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重写本研究这一西方古代-中世纪文献学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其最新学术动态。“重写本”（palimpsest）一词源自希腊语παλίμψηστος，是古文书学和抄本学中一个常用的术语。其涵义主要是指，将手稿上已有的文字刮除或清洗掉，然后在其上抄写新的文字而形成的手稿本。其特点是，除了上层的文字外，下层被除去的文字，通过肉眼或者特殊释读技术的应用也可以被发现。截至当前，西方的重写本释读技术经历了化学试剂、初级物理方法、综合科技三个阶段。其新技术应用和跨学科合作的经验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古代世界为之后的中世纪和近代世界的形成确立了起点和奠定了基础。在中世纪的欧亚世界中，拜占庭构成一个富有成就和感召力的文明单元。它直接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遗产，并对中世纪乃至近代的东、西欧和阿拉伯世界有着重要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拜占庭研究从原来受苏联影响的状态摆脱出来，迈向了一个学脉日增、成果屡现的新阶段。徐家玲《2000年以来中国拜占庭史研究综述》本为2016年应邀参加第23届世界拜占庭大会（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在闭幕式上所做的大会发言（此中译版本有细微的增删）。文中谈道了21世纪中国拜占庭研究专业研究团队的形成、基础原始文献的译介、国际交流合作、新的学术成果和学界的未来动向。其中新学术成果涉及拜占庭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与文化、社会、法律、群体、文学和艺术、中国文献中的拜占庭、拜占庭文献中的中国、入华的基督教、拜占庭与外界的商贸往来、拜占庭钱币等方面。
       目前我们主张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要重视联系、互动、网络、一体化和全球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关注差异。事实上，对于差异的强调恰恰是世界古代史及其各领域——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等——的学术传统。不过，以往世界古代史学界同其他学科同行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对其研究动态了解不多。本辑我们发表了一篇题为《“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圆桌会议》的谈话稿。该稿为2016年10月14—16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史学沙龙组织的“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论坛之二“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的发言记录。这场讨论聚焦的正是差异。发言的多位学者学术背景多样，谈及的话题和观点也是多角度、多方位的，对我们世界古代史学界重新思考差异问题提供了诸多见解新颖的启示。编者也因此相信，跨学科对话在未来必将推动世界史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