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3至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史学工作坊主办的“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学术会议之三：“结网织史：历史中的联系及其再现”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由北京大学、慕尼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五十余位学者，以及《中华读书报》、“正午故事”、中华书局等新闻业、出版业人士参加。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在开幕式致辞，认为提供网络状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史学家的自觉，应将网络作为一种分析策略，以网络的视角和路径去把握、分析历史现象。本次会议以“网络”为主题，秉承前两次“空间”、“差异”主题会议，而从“联系”的角度思考历史研究的可行性及局限性，会议由三场主旨报告，七组小组讨论和一个圆桌讨论组成。

黄兴涛院长致辞

高波老师致辞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张藜教授作了题为《共和国的女科学家及其知识网络》主题报告。报告以统计数字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考察女性科学家在过去100年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文化变化，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群体演变。探讨女科学家网络结构形成诸因素，女性所处社会环境、自身的需求，以及国家对女性的需求变化对女性科学家群体的影响。敏锐地观察到女性科学家的去性别化与女性认同之间的悖论。特别注意到女性职业整体呈现金字塔结构，从业比例逐渐衰减，这受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影响，但也是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女性的家庭、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样态。

青年史学工作坊“讲历史”系列演讲，邀请“正午故事”主笔刘雪婷女士（笔名：淡豹）报告《寻找卵子：性别、分泌之谜与辅助生殖技术的流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昊博士报告《网络中漂移的实体？——杀死拉美西斯二世的机关枪与当下写作疾病史的半径》。刘雪婷女士以共和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为经典案例，叙述并分析“寻找卵子”的过程，阐释技术的世界性流动在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之网中转化为中国自主寻找，自力更生、敢为天下先的故事。其次，以田野调查所得福建民间**在当地流传、经营为窗口，观察官方与民众、传统谶纬观念与现代金融经营等多重合力作用下，民间社会的生态网络。陈昊博士讨论了马王堆女尸解剖过程、拉美西斯二世是否死于肺结核、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脚气，以之为案例，分析“回溯诊断”如何被纳入医疗史研究，成为研究的取径之一，思考用现代疾病范畴的命名、定义介入过去医学未被命名疾病的困境及积极意义，探索这些疾病与其它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

会议小组讨论内容时间上跨越古今，地域上兼及中西，议题上体现多元：

“近代欧洲的思想网络” 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卢镇）、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周保巍）及18世纪启蒙思想家人际和思想网络（王涛）为考察对象，从看似矛盾的表象出发，不限于“思想”本身，重视观察思想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人生际遇，“思想”的社会实践意义，呈现“更为宽广的视角”，加之数字人文为史学分析带来新的可能，丰富了近代以来欧洲几次重要思想及社会转型的认知层次。

“信息网络中的权力流动” 进行中古及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比较历史研究，在国家高层统治秩序、中央与地方权力控制两个维度分析权力网络互动及意义。初庆东阐释17世纪英格兰治安官搜集、监管信息以期解决社会问题而促成文书国家，闫建飞讨论晚唐五代朝廷以州郡专达拆解藩镇权力；杜宣莹透过伊丽莎白一世中期中央政务文书编撰检视权贵门客入侵官僚体制与议会之政治现象，古丽巍考察枢密院属贰之人事及机构变化看君主与中枢权力制衡。

“近代中国的文化网络与政治实践” 从政治与思想角度分析自清朝统治衰落到共和诞生过程中政治、文化与知识网络的破缺与重组。韩策、高波、陆胤、周月峰分别探讨咸同以降京外督抚地位的上升，庚申年后京师政治网络中同治话语的演变，光宣时期传统文章之学与新文法之学的类比与拼接，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诸人的新文化运动实践及其与新青年派的竟争与互动。论文主题前后相续、角度各异又互相指涉，聚焦近代中国文化网络的形成与变异，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转型的认识。

“亲疏有别：人际网络中的学人与学术” 历史学者与社会学者围绕知识生产、集体话语等主题进行对话。王坚认为传统清学史重江浙而略北方，北方理学是现代学术源头之一，有着清晰的学术传承线索；姜萌通过清末民初大变局时代《清史稿》编撰过程，发掘学人认同与知识生产的关系；王庆明思考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单位产权变革下集体话语与个人表述的关联。总评人王雨磊充分肯定本组讨论，倡议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话。

“网络、组织与历史时期的社会” 彭凯翔介绍了明清时期世俗知识是如何传播以及影响市场运作的。周琳发现地方官府的职能弱化是道咸同时期重庆脚夫组织暴力倾向不断加重的最重要原因。郝煜介绍了太平天国使士绅获得了正式的征税权和其他权力，士绅在慈善领域的活动扩大了。李楠发现拥有铁路的地区比没有的地区鼠疫发病人数更多，疫情更为严重。同时由于铁路对市场整合的影响，疫区劳动力减少带来的经济机会相对有限。

“地理知识的传播网络” 关注传统与近代地理知识的传播路径及选择机制：《新疆全省舆地图》编绘的知识谱系（刘传飞）、晕渲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路径（张佳静）及清代以黄河志桩为代表的水情监测、奏报网络（潘威）；通过GIS视角转换搭建地理数据之间的关系网络：清代华北饥荒与水旱灾害序列相关性分析（萧凌波）、清代“冲繁疲难”州县分等数据所见政治空间网络关系（胡恒），搭建历史地理信息时空平台的技术路径（胡迪）。

“纠缠于环境之网” 力图将人类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网络放入更为广阔的包含其它物种与无机物的环境之网中进行考察，探寻二者之间的互动。段蕾、徐轶杰讨论共和国水污染与空气污染的环境治理；柯安慈解读了1910年肺鼠疫期间青岛德国殖民者与本地人所共同构建的防御瘟疫网络；刘向阳结合环境政治史与经济史，审视成本-效果分析对美国环境管制的改变；王瓒玮思考日本阪神淡路地震后，基于人、社会、自然关系认识的记忆之网的浮现。

会议 “圆桌讨论”阶段，方震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彭凯翔（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王雨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五位学者参与其中，探讨历史写作的研究视角与路径，“网络”如何进入历史写作，又如何改变历史写作的图景。圆桌讨论也反思了小组讨论中容易被忽略，特别是构成“反向”的内容。讨论有趣地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国家治理网络中信息的不对称，错误信息、乃至误构对国家治理、知识信息生成所具有多重意义；其二，“网络”意味着超越中心与边缘，线性与体系；意味着沟通与联络，也意味着束缚和局限；其三，不同网络的维度会遮蔽、也会生成不同的问题意识，产生新的历史理解。以上讨论促使我们思考“网络”的无限性和有限性，探索“边界”、“空隙”的重要性。

会议最后，陈昊博士以《关键词的兔子洞与写作的路标》为主标题，对“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进行总结致辞。回顾青年史学工作坊的成立，正是我们在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怀着对不同学术领域的知识兴趣，学习、分享并进入对方的研究，进行跨文化、跨学科、跨断代对话，尝试不同历史研究领域新的组合方式，提出新问题，产生新认知，使得参与其中者获得更多激励，更扎实地成长。同时，我们也期待不久的将来，有足够引发更多好奇心的“兔子洞”出现，吸引我们去遨游不同的神秘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