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史学讲堂”系列讲座第66期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期讲座的主讲嘉宾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徐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后滨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毛佩琦教授分别担任讲座的主持人和评议人。前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卜键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以及校内外同学数十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在热情洋溢的氛围中开始，刘后滨教授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热烈欢迎徐泓教授做客人大“史学讲堂”，并对中国人民大学明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毛佩琦教授则在简要介绍了讲座嘉宾卜键、李华瑞、董建中等老师的基本情况后，着重对徐泓教授的学术历程进行了回顾，称徐泓教授青少年时期即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受何炳棣先生的影响较大，可以说是既得到了何炳棣先生的真传，又将其学术发扬光大。毛佩琦教授还对徐泓教授的研究领域、研究现状进行了描述，认为徐泓教授在治史过程中秉持正义感，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学者。

徐泓教授感谢了刘后滨教授、毛佩琦教授为组织本次讲座所作出的努力，表示很荣幸到人民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接着，徐泓教授对“明代社会流动”研究的背景进行了阐释，认为在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来临之前，社会的阶级还是存在的，破除阶级之间的桎梏是非常困难的，但阶级之间是可以流动的。在封建社会来临之前的时代，社会是不流动的，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是天生的，其阶级受出身影响。春秋战国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人只有够努力、够聪明，“布衣可为将相”，这就是社会流动。统治阶层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安定社会，必须要从下面的阶级中吸纳聪明能干者，底层社会中有才华者向上爬。何炳棣先生的著作“上升的阶梯”，即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的考察。徐泓教授还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举是打破阶层固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中国古代各地的经济社会基础虽有差异，但中央对各地的科举名额都予以保障，各地的人才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到中央，当前的高考与之类似。西方近代以来，社会的流动速率是很大的，社会的流动速率大是社会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过去认为明清两朝是一个停滞的阶段，来自西方的冲击才打破了这种停滞。但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我们的传统社会并非是停滞的，也是一直在改变的，实质上中国的明代、清代社会的社会流动其实是不比西方逊色的。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是潘光旦先生，不过当时可用的材料不多，真正大规模通过档案材料研究人才流动的学者是何炳棣，他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找到了明代22科的进士题名录，以及清代的一些科举材料，何先生以计量史学的手段进行统计，算出社会阶层向上、向下流动的量。

徐泓教授对何炳棣先生研究这一社会流动问题的背景进行了阐释，称何炳棣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情感很强烈的人，在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都是选择大题目，不盲目追随西方学者，以英文写作大的学术题目，以掌握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徐泓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清史”研究对中国明清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也盲目跟着西方史学走，所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是荒唐可笑的。这警示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慎重吸收外来的学术思想，要分清楚是否有道理，不能瞎起哄。何炳棣先生研究明清社会人才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比，并不落伍。其对扬州盐商的研究、对清代会馆的研究，都是秉承着这一目的，这也是何炳棣先生学术研究的动力。

徐泓教授还对其继承何炳棣先生研究的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表示翻译何炳棣先生《明清社会史论》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其与何炳棣先生也因这本书的翻译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徐泓教授对何炳棣先生关于明清社会流动研究的具体材料、统计方法、分析结果和这一研究在西方史学史造成的影响等进行了介绍。徐泓教授指出，一些学者对何炳棣先生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批评和验证，他们认为何炳棣先生研究所依赖的样本太少，并不具备代表性。徐泓教授在大陆的一些档案材料公布之后，继承了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在更多的档案材料支持下，以更严格的标准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的结果进一步修正了何炳棣先生的研究结论：“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的50%，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也约略50%”，得出了56%对44%的结果，更加支撑了何炳棣教授的结论，具体而有效的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何炳棣先生研究的质疑，证明何炳棣教授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中，无论在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其开创的地位及获得的结论的坚实，都历久弥新，屹立不动。讲座结尾，徐泓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还对当前计量史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毛佩琦教授对徐泓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认为这份报告对历史研究的启发很大。认为徐泓先生在何炳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明代社会流动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称赞徐泓教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弘扬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超过老师的研究，是对老师的最大的尊重。毛佩琦教授强调，通过何炳棣先生、徐泓教授对明代社会流动研究所体现出的重要价值来看，研究历史就要研究大问题，而大问题并非空问题，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计量史学最能体现历史学的科学精神，徐泓教授对何炳棣先生研究的继承，虽然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但是徐泓教授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应该是我们治史的榜样。毛佩琦教授还强调做学问要有担当，徐泓教授的以真实的研究回应西方史学的质疑，有振兴中华学术的担当在其中。徐泓教授的研究，给我们的史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讲座嘉宾李华瑞教授认为毛佩琦教授的评议高屋建瓴，并对徐泓教授传承何炳棣先生的学术研究表示称赞。另外李华瑞教授还对宋以降平民家庭中进士出身比例的降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元、清的贵族社会形态可能是有影响的。卜键教授对社会流动的渠道提出了疑问，徐泓教授予以回应，认为科举就是主要的渠道。彭勇教授提出了“向上”社会流动的定义问题，询问徐泓教授在统计数据中的一些考虑。徐泓教授认为中国是官本位社会，由科举做官就是主要的渠道，所以统计科举功名是有合理的。毛佩琦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安定的时期就是阶级调和最好的时期，国家不是一个镇压百姓的暴力机构，而是一个调和各阶层的机构，要维持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平衡状态，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董建中老师表示何炳棣先生对自己所翻译的西方清史作品有着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学术研究中，要对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以“新清史”的研究来说，当前“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的代表作都没能翻译成中文，学界盲目追随，是不正常的，也是难以理解的。董老师还表示，当前清史研究中，很少会出现“贵族”这一概念，元、清之间的科举形态还是有差异的，清代的贵族性难以表现出来。

之后，在场的同学也积极的参与了讨论，讲座在热情、活跃的氛围下结束。

附徐泓教授简历：徐泓，1943年12月25日生，福建省建阳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文学士、文学硕士及国家文学博士。现任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吉林师大兼职教授，中国明代研究会常务监事及《中国经济史研究》、《明代研究》编辑委员。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艺术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兼人文学部创设学部部长及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署理院长，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创系主任、教务长及代理校长，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全职教授，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座教授，中国明代研究会理事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及中华奉元学会创会理事长，漳州长泰龙人书院荣誉院长。 已发表明清盐业、明清社会风气、明代婚姻与家庭及国内大移民、明代城市、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及明清史学相关专书与论文九十余种、学术会议论文学一百二十种，学术评论三十余篇及历史普及读物三十余篇，近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2012)、《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译注》(2013) 、《论何炳棣先生的〈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2014)  、《明代河东盐销区的争执》(2015) 、《“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2016) 、《〈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校注》(2016)、《〈明清社会史论〉译注及其后续研究：重论明代向上社会流动》 (2016)、《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2017)、《“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2017)、《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 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