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本文在查阅大量报刊资料与时人日记的基础上，对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指出胡适的“战犯”头衔并不是民间小报授予，随后为中共高层默认，正好相反，而是中共高层首先认定，随后开始在民间流传。
 [关键词]  胡适  战犯  由来
《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名人，影响很大，一生头衔很多，正面、负面甚至反面的均有。从正面来看，胡适有博士、著名学者、诗人、大使、大学校长、思想家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头衔，有些也存在争议，但总体是肯定的；从负面来看，反革命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主义代表等头衔，大多产生于特殊时代，现在也只为极少数学者所认可；从反面看，胡适还有一个战犯的头衔，有人说有，有人说无，给人特别是初学者雾里看花、扑塑迷离的感觉。胡适研究权威耿云志先生曾经撰文，对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作过考察，否定了胡适战犯属于官方认定的说法，认为给胡适授予“战犯”头衔的，是当时的媒体和大众传媒。[1]耿先生是我特别敬仰与尊重的学者，对其学术贡献，我一直持膜拜的态度。但就关于胡适战犯头衔的来由，我觉得这个问题并没有圆满解决。在此，我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
 
    1948年12月25日，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中共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发布了一份战犯名单，几乎包括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名单如下：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  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  潜、薛  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  琦、张君劢。所谓“陕北权威人士”，其实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就是说，这个名单是毛泽东亲手起草的。“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公布蒋介石等四十三人为头等战争罪犯”。[2]耿云志先生说，“这里根本没有提及胡适”。是的，这个没错。不过，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接着指出：“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3]随后，《东北日报》等先后转载，举国皆知。
    从此新闻稿中可以看出，43人名单仅仅只是初步名单，有人称之为第一批战犯名单。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认为战犯绝不仅仅只是上述43人。1949年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4]既然这是第一批名单，那肯定就有第二批名单。胡适作为战犯，是否在第二批名单中。毛泽东1949年1月20日的一篇文稿中，已经透露出明显的信息。毛泽东指出：“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绝不宽恕。”[5]在此，毛泽东称胡适为“罪大恶极的帮凶”，用词及语气如此之严厉，胡适“战犯”的头衔已经呼之欲出了。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连续发表3篇文件”，揭露南京政府假和平的阴谋，继续给南京施加压力。要求“现在的南京政府及其合作者，有一个方法证明他们有无和平的诚意，这就是把蒋介石等一大批重要战犯立即加以扣留，并将国外的战犯缉拿归案”，“只有他们实实在在的执行了八项条件的第一条的第一步，即将战争罪犯加以扣留交给人民政府审判，他们才有因将功折罪而获得人民宽恕的可能”。其中第2个文件是：继续提出了一批战犯名单。[6]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协助周恩来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高层决策。他称此名单为文件，显然是中共中央甄选的。
    194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欢迎毛主席声明，纷纷讨论战犯名单，认为尚有许多重要战犯被遗漏》为题刊布。全文如下：“（新华社陕北电）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广泛欢迎，上海有一家报纸，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十四日声明的全文，一天销售了十二万份。工人、学生、市民和中下级公教人员，都认为这个声明里的八条，无论那一条都是人民大众所要求的；国民党里的爱国分子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个国民党内有相当地位的公务人员说：有人说国民党不能接受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我看这些家伙，共产党不杀他们的头，我们也要杀他们的头。一位不愿发表姓名的教授说：中国国事弄得如此之糟，如果中共所宣布的战争罪犯不负责任，还应该由谁来负责任？一位老同盟会员说：这些战犯总不会漏网。现在国统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讨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说：这个名单中的四十三个人一个也不冤枉。更多的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和特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
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
随后，各大报纸、期刊相继转载。报纸分为解放区与国统区。我们先看解放区。最先转载的是《石家庄日报》，1月27日，该报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拥护毛主席声明，正热烈讨论战犯名单》为题转载；1月28日，《晋南日报》转载，题目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欢迎毛主席声明，热烈讨论并提出大批战犯名单》，《东北日报》转载，题目是：《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拥护中共和平条件，纷纷补充提出若干重要战犯》；1月29日，《晋中日报》转载，题目是：《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毛主席声明》，《新华日报》（太岳版）转载，题目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拥护毛主席声明，热烈讨论战争罪犯名单》。
以上文献我均阅读了原件，都发表于头版，除了题目略有文字改动外，内容完全一致。耿云志先生提到的《新华日报》（太岳版），是惟一存在大量错别字而令耿先生困惑的报纸。耿先生认为错了2处，即陈雷，存疑陈布雷，郑彦传，应该是郑彦棻。据我统计，仅仅人名一项，就错了6处，如谷振纲，应该是谷正刚，陈雷，应该说陈雪屏，郑彦传，应该是郑彦棻，吴铸，应该是吴铸人，王凌基，应该是王陵基，王鑽绪，应该是王缵绪。
1949年2月3日，中共创办的《群众》杂志（香港版）以《第二批战犯名单》为题，转发了新华社通稿。内容完全相同，只是版式有些变化，而且醒目地列入封面目录。为方便读者阅读，也照录于此。
“据陕北广播廿六日消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广泛欢迎，上海有一家报纸，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十四日声明的全文，一天销售了十二万份。工人、学生、市民和中下级公教人员，都认为这个声明里的八条，无论那一条都是人民大众所要求的；国民党里的爱国分子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个国民党内有相当地位的公务人员说：有人说国民党不能接受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我看这些家伙，共产党不杀他们的头，我们也要杀他们的头。一位不愿发表姓名的教授说：中国国事弄得如此之糟，如果中共所宣布的战争罪犯不负责任，还应该由谁来负责任？一位老同盟会员说：这些战犯总不会漏网。现在国统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讨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说：这个名单中的四十三个人一个也不冤枉。更多的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
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
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
党和特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
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
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
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7]
当时国民政府依然是合法政权，国统区的中外媒体多少有些忌惮，敢于转发中共文告的并不很多。《申报》1949年1月27日以《陕北中共电台昨晚冗长广播》为题，转载了中共关于战犯的诉求。其主要内容是：“现在南京李宗仁政府及其合作者有一个方法证明他们有无和平诚意，这就是把蒋介石、宋子文、谷正刚、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建群、吴国祯、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劢、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一大批‘首要’战犯，立即加以扣留，并将国外战犯缉拿归案。”值得注意的是，《申报》提到的20名战犯，不仅有第一批43名战犯，而且包括第二批战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吴国祯、戴传贤、张君劢13人，属于第一批战犯；谷正刚、刘建群、潘公展、蒋经国、左舜生、郑介民、叶秀峰7人，属于第二批战犯。胡适没有名列其中。
上海《新闻报》1949年1月27日以《中共又发表一批“战犯”》为题，转发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
1949年1月28日，浙江《东南日报》以《和谈前途障碍重重，中共增列“战犯”名单》为题，转载发表了以上新闻。因为内容完全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中美周报》也以《第二批“战犯”名单》为题，用名单的形式转发。因为刊物的立场不同，对战犯二字加了引号。原文如下：“中共除要求李宗仁拘捕战犯外，并于正月廿六日由新华社发表第二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名单系去年圣诞节发表，共四十三名。此次被列入者共三十七名。两名单合开列战犯八十名。兹采录第二次名单如下：张发奎、罗卓英、潘公展、宣铁吾、胡适、于斌、叶青、许惠东、吴铸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8]
胡适被后来认定为战犯，渊源于此。
 
二
 
关于胡适的“战犯”身份，从胡适本人的日记、言论及同时代朋友的日记，也能够发现一些线索。。
胡适应该是在当天看到这个名单。胡适在其1949年1月27日日记中附有一份剪报：记载：“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9]所附剪报没有报纸名字和日期，胡适对此没有加以评论。1月29日，胡适日记中又附上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同样没有报名与日期，也没有任何评论。经过考证，胡适日记所附剪报来源于上海《新闻报》，依据之一是，这份报纸所登内容，与胡适日记的剪报一字不差，特别是“本报收音”四字，更显特殊。《胡适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也是曹伯言先生整理，但是在那天的剪报中没有这四个字，[10]当我将《新闻报》与胡适剪报对照时，发现全部相同，只是《新闻报》有“本报收音”四字，而全集版的胡适日记却没有此四字，一时让我气馁，不敢确定。随后查看《胡适日记全编》同日日记剪报，突然让我眼前一亮，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依据之二是，胡适1949年1月15日日记，也就是前十几天的日记中提到上海《新闻报》，而且对该报表示了些许不满：“今早《新闻报》登出昨夜毛泽东的宣言全文，各报皆只登其中的八条件。”[11]随后又找出1948年12月25日的报纸做了剪报，原来我以为此剪报来源于《新闻报》。后经过查实，《新闻报》没有刊登第一批战犯名单。这份剪报来自何处，暂时存疑。
胡适的学生与朋友顾颉刚1949年1月27日日记：“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推原其故，盖先生办《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一班朋友借此多做了官，乃将之拖下水去，而先生则受人之捧，为人所利用也。捧之害人如此。”[12]顾颉刚时在上海，肯定是看到报纸或听到广播。之后，顾颉刚多次与胡适吃饭，可能是顾虑老师面子，日记中没有记载此事。说明此事在京沪知识人看来，大家均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顾维钧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此事。他说：“第二天（1月26日美东时间），于斌对顾夫人说，杜鲁门强烈地反对共产党。当他告诉杜鲁门说，他和胡适都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单时，杜鲁门说他一定也是其中之一。”[13]
同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叶青后来回忆中也把这个名单与自己有关的列了出来。[14]因为内容与上述引述完全相同，在此省略，不再赘述。
郭廷以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49年1月25日这天大事记：“中共宣布第二批战犯名单，计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谷正纲、俞大维、杨森、王缵绪、陈雪屏、胡适、于斌、叶青。”[15]这个记载，名单不全，日子也有错。值得注意的是，郭廷以先生明确使用了第二批战犯名单。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近代史专家，郭先生肯定是有来源的。
 
三
 
随后，胡适即**认定为“战犯”。关于胡适战犯的言论，不时出现在报章杂志之中。当然，这只是中国大陆的舆论，需要特别予以说明。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文章，指出：“于本月五日启程逃美的中国内战战犯和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荒谬谈话，赞扬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并为国民党反动派乞求美国援助。”[16]
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有关五四运动评价、学科建设以及批判于斌等，文学界代表茅盾、科学界代表华罗庚、宗教界代表陈迹先后撰写文章。提到胡适，基本都认作战犯。茅盾指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在思想分野上，主要也分为两派。一派是马克斯主义者，几天以前纪念过的二十二年前殉难的李守常先生就是一个卓越的代表。又一派，勉强可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当时，他们还保持了自由主义者的面目）。现在已经堕落到无聊而又无耻的美蒋走狗，战犯胡适，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17]华罗庚指出：“战犯胡适是五四以后一种坏风气的代表，他在反动政府中无时无刻不利用朋友的关系朋比为奸，来代替一切，这种坏风气阻碍了科学的进展，最明显的一例：是傅斯年之做伪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所长，就不是因为他对学术贡献的缘故，是他系胡适的私党而己。”[18]陈迹在批判于斌的文章中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斌又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工作：在纽约他创办英文中国月报，诬蔑中国共产党；并在华盛顿开设‘中国文化学院’。这个‘中国文化学院’是个什么组织呢？甚至于斌的同伙——战犯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它非学院，又无文化，更说不上中国文化。’这个‘无文化’的学院就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19]
1954年中期，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对胡适思想的大批判。在这场大批判中，许多人提及胡适的战犯身份。郭沫若多次谈到胡适是战犯，而且是头等战犯。1954年，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其中谈到胡适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界的一小时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20]他说：“目前我们正在批判着头等战犯胡适。他不是自‘五四’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向着我们喊话：‘少谈些主义’，‘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吗？”[21]郭沫若认为胡适是战犯，而且多次提到，影响很大。耿云志先生提及自己知道胡适的战犯头衔，就是来自郭沫若的讲话。耿云志先生说：“我最早得知胡适被认为是‘战犯’，就是从这里来的。”[22]其实，这不止耿云志先生一个人，可能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如此。
于是，在随后的胡适大批判中，不时有人提到胡适的战犯身份。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在全国政协会议发言指出：“一九四八年我就被选为协和医院的院长，负责筹划协和医院的复校工作，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便于实施其文化侵略政策，设有协和董事会，董事长就是鼎鼎大名的战犯胡适。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们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些披着科学家外衣的美国文化特务如娄克思之流来协和监督和实际执行其政策。由于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时期，华北局势有突变的可能，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是看到了这一前途的，因此，美国国务院就决定即使华北局势有变化，美国文化特务和战犯胡适之流必须退出的时候，还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协和这一文化侵略据点，作为其卷土重来的基地，至少也可以在新中国继续产生影响。”[23]历史学者周一良说：“胡适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很清楚，用不着多说。他的名字列在战犯名单，他在蒋匪的伪国大作过帮闲，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也尽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帮凶作用。”[24]汪子嵩等人说：“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虽然早就死亡了，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却还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潜存着”，[25]这段话出现在文末，基本上是重复郭沫若的原话，显然是表态与站队。许德珩发言指出：“‘五四’以来，胡适一贯地就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封建军阀的策士，一直到最后蒋介石卖国集团中的战犯。”[26]在胡适大批判中，还有人称胡适是“主要罪犯”、或“叛国罪犯”。陆侃如说：“胡适直到最近还在不断地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与中国全体人民为敌，成为蒋介石反动派中的主要罪犯之一。”[27]陈中凡说：“胡适现在已经成了叛国罪犯，为全国人民所共弃”，[28]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在批判周扬的一篇文章中，还称胡适为“战犯”。文章写道：“战犯胡适死了以后，周扬不胜惋惜地说：‘胡适对中国的学术还是有贡献的，他要不走，不会不重视他的。’这种对反革命分子的深情厚意，赤裸裸地暴露了周扬的反革命面目。”[29]直到2007年，有学者依然认定胡适为战犯，而且根据胡适的身份，称其为“学者型战犯”，真是煞费苦心。[30]
胡适是不是战犯是一回事，中共有没有将胡适认定为战犯是一回事。本文不准备对中共以何种原因认定胡适为战犯做进一步探讨，只是通过对材料的梳理，说明曾经在历史上，胡适确实被列入战犯名单，并不是地方小报首先认定，然后**高层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