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意识与国家情怀：清末乡土史志书写的特点及其问题
                         
        姜 萌
 
[关键词]乡土史志;乡土意识;国家认同;乡土教育;历史书写模式
[摘 要]甲午惨败后，“世界—国家—乡土”的现代空间观念取代“家—国—天下”的传统空间观念，成为中国新兴知识阶层重构认知世界的基础。在挽救危亡的压力下，中国新兴知识阶层不仅产生了现代乡土意识，且在此意识引导下开始书写现代乡土史志。为了更好地通过认知乡土、热爱乡土而认知中国、热爱中国，并将改良中国的想法落实到改良乡土的实践中，清末现代乡土史志尽管书写者情况各异，书写形式不同，但仍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藉激发“爱乡土之心”而增强“爱国之心”、努力探寻乡土的特质以为改良乡土贡献力量。经过数年实践，以现代乡土意识为指导的乡土史志书写是否真的可以增加国家认同，内容如何避免单调重复、区域内族群矛盾如何处理等问题显现，并制约了这一史学形态的发展。
[发表信息] 《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
 
 
      时空观念是人类认知世界之基础，时空观念发生变化，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就会随之变易。甲午惨败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开始全面从“黄历”向“公元”转换，“家—国—天下”的传统空间观念也迅速倒塌，被“世界—国家—乡土”的现代空间观念取代。初步具备现代时空观念的知识阶层更注重从世界视野中寻找、建构中国，也更注重从世界、中国视野中重新认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且逐渐萌动出一种新的意识——通过认识乡土来改进乡土，通过改良乡土来带动整个国家的改良。在这种意识之下，具有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的现代乡土史志应运而生[①]，并在1904年后随着清政府倡导乡土教育蓬勃发展。
有关清末乡土史志的研究已有一些[②]，或是对某一乡土史志进行分析[③]，或是对乡土志编纂整体情况进行介绍与研究[④]，或是侧重对乡土史志和乡土教育关系的梳理[⑤]，或是探讨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⑥]。综观已有研究，对这一史学形态书写理论的分析还较少，特别是未将清末乡土史志视为一种新的史学书写形态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共同特点，并概括其存在的问题，希望在推进对清末乡土史志认知的同时，以为当代地方史志书写提供鉴戒。
一、清末乡土意识的更新与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出现
促使乡土意识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领导者，是清末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观等已觉醒的知识阶层[⑦]。戊戌变法时期，开明知识阶层先后成立不少具有改良地方取向的学会和民间社团，明确要学西方，开风气，建设家乡，如“湘学会”、“粤学会”等[⑧]。这些学会与社团，既是乡土意识的产物，亦是现代乡土意识萌芽的温床。1902年后，以地方改良和地方自治为主要宗旨的留日学生同乡会陆续建立，并大多创办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新式报刊[⑨]。一位观察者在1903年指出，满清政府虽“回銮两载，无好消息”，八国联军之役，除压制人民，一无所动，留日学生“见吾国政府颓败腐烂已达极点”，乃“各以省籍联会，斐然纂述，提倡本省风气，注意地方自治，以为争存保种之计”[⑩]。以此可知，清末现代乡土意识的兴起，实是爱国人士保国无门的被迫选择，其最大特色，是地域身份与国民身份的双重叠加，是乡土情怀与国家复兴愿望的紧密联系，是自身利益、乡土利益与中国、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深结合[11]。
清末现代乡土意识在史学上的直接体现是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萌动。作为一种族群意识，乡土意识的形成除自发的情感意识外，还有乡土领袖或地方知识阶层的有意建构。建构乡土意识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乡土史志的书写。中国本来就有地方史志书写的传统，宋以后，由于方志对于维持政治运作与社会秩序的功能已充分体现，编修的体例和方法亦已成熟，各地编修了大量地方志[12]。《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进一步侵入内地，无论是抵抗列强，还是与之竞胜，都亟需对地方有新的认知。在此情况下，以现代观念为指导的乡土史志书写在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上开始萌动。
官方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皖志便览》。该书是安徽巡抚李应珏1898年主持编撰的一部简明安徽志书。李氏不仅力求此书简明扼要，还力求其适应新形势，反映新情况，以适应与外国竞争的要求。如《池州府序》称，“城依山据水，众货毕集。惟近日洋货充斥，土产日绌，窃以为天下非无金银之患（银多则价贵，银少则价贱，无关饥寒），患在物产滞销则旷土游民日益加增，举凡皆仰给于人。考光绪乙未洋货进口册，值银一万七千一百余万（内杂货七千八百余万，棉货五千三百余万，洋药近三千万，绒毛三百余万，钢铁八百余万），而中国出口仅有丝三千余万（机器缫丝居三分之一）、茶二干余万（红茶二干三百余万，绿茶三四百万，梗末百数十万）。则中国向有十余千万之物产皆废弃而仰给于人矣（如洋油盛，则豆、菜油等日少；洋布盛，则土布日绌，可惧）。故论者谓，非仿造洋人器物，挽回利权，则吾华将无以为国”[13]。
民间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黎少谷编纂的《浏阳土产表》。黎氏为探究浏阳物产情况，“备振务之用”，乃撰写此文[14]。谭嗣同请求汪康年将其刊于《农学报》，称黎氏 “一生考究农学，大有所得”，《浏阳土产表》虽与农学有别，但刊登此文可“使天下皆知考察之道，亦大开风气之法”[15]。该文刊登以后，的确引起了一些人士注意。瑞安士绅洪炳文受其启发，于1898年编写《瑞安土产表》。洪氏在“序”中称，“吾邑独无土产乎？何以民勤而终窭乎”，“兴民利，扩民智，诚不能无望于良有司之能为民造福者”[16]。
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是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萌芽期，那么庚子事变后的两三年间，则是其初步发展期。庚子事变后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迅速增加[17]，这些背负改造旧中国使命的青年，在日本亲身感受到中外的差别，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伴随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留学生们认为，“国之存亡，要以能群不能群为断，而欲成大群，又必集合小群以相联结。故各省团体不固，不独无以联情谊，抑亦何以立自治之本，以战胜于生存竞争之域”[18]，并明确提出“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等理念[19]。为了更好地将改良中国的想法落实到改良乡土的实践中，通过认知乡土、热爱乡土而实现认知中国、热爱中国，他们以同乡会为依托，以现代报刊为媒介，对家乡进行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多带有明确目的，或为改良地方做基础，或为地方自治做准备，从学术史角度看，这些调查研究也开启了以现代眼光和现代方法书写乡土史志之门。
较早提出乡土调查研究系统方案的是“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1902年4月，留日鄂籍学生成立以“敦睦乡谊，砥砺学行，推广一切公益事件”为宗旨的“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约定“各以专门之学、自治之义相砥砺”[20]。该会调查部撰写的《湖北调查部记事叙例》，不仅以现代眼光、用现代方法论证进行乡土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而且计划对湖北进行政法、教育、经济、实业、军事、历史、地理、民族、出产、交通等方面的调查。对于“历史上之调查”一项，“叙例”指出：
东西教育家谓自国之历史有涵养国民的精神之大效，兹所调查，止于湖北，亦吾国之一大部分也。当仿东西历史家地方史之例，注意其有影响于民族者。第曰考古，则有湖北通志在，兹之所趋，类止于下：民族上之历史（种族之来历、人物）、政治上之历史、学术上之历史、教育上之历史、文学上之历史、实业上之历史、交通上之历史、历史上之遗佚（旧史污蔑之英雄、旧史堙没之英雄、鼎革时代之实录）[21]。
该计划详细周密，实为清末各省留日学生团体调查研究计划之冠，对其他同乡会的类似工作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惜成果甚微。
继湖北同乡会之后，对乡土进行调查研究的是“浙江同乡会”。1902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该会，以“笃厚乡谊”为宗旨，并创办了有志于从事调查研究乡土的《浙江潮》杂志：
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先以浙江一隅为言，此非有所畛域，限于所知也。
   《浙江潮》不仅设有“历史地理”专栏，还设“旧浙江与新浙江”专栏，主要目的是从历史、兵事、教育、物产、地理、风俗、交通、统治机关、农工商业、外人于浙江之势力及其注意、浙江人之海外事业等方面研究浙江。此外，《浙江潮》设有“调查会稿”一栏目：“调查部之稿件，按期刊登，读本志可以于浙江全省之事，上自朝政，下逮民俗，无不了如指掌” [22]。
    就实践而言，浙江同乡会的成绩要超过湖北同乡会：《浙江潮》在“旧浙江与新浙江”栏目刊登的《浙声》，是从历史出发寻找浙江人的特质，《浙江文明之概观》更是将从上古到明末的浙江文明划分为“萌芽时代”、“生长时代”、“渐进时代”、“发达时代”，进行梳理总结，鼓励浙江人“毋忘吾历史”，与“天然”、“时代”竞争，以使“他日著中国文明史者，不至置我浙江于篇末”[23]；“调查会稿”所刊文稿，不少内容都涉及到乡土历史，如第4期《绍兴新昌县物产表》，第７期《处州宣平县之种种调查》，第９期《台州海宁县之种种调查》，等。
继湖北、浙江成立同乡会后，其他各省留日学生也纷纷成立自己的同乡会，着手调查研究本省。1903年2月，以“厚笃乡谊、培进人格、开发本省之文明事业，以共谋本省之乐利”为宗旨的江苏同乡会在日本成立[24]，该会设有调查部，特别制定了《江苏同乡会调查部公约》，希望“逐次调查全省巨细事务，以备研究讨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张本”[25]。虽然其中多是现实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是地方史志内容。如在《江苏》所刊《江苏内河之航业》一文涉及到江苏内河机械航运发展的历史、《武阳土产表》一文涉及到当地农作物种植历史与人民生活史、《嘉定谈》类似于此后的乡土志、《镇江学堂兴废表》实际就是镇江“学堂兴废之历史”。不过对地方的调查研究也非易事，所以江苏同乡会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展的也不顺利，以至于放宽条件，刊登广告招徕稿件[26]。
1904年清廷在全国推行乡土教育，开启了清末乡土史志的大发展，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历史”科和“地理”科中特别规定要对儿童进行乡土教育：
（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
　　（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
除“历史”、“地理”两科外，“格致”科也要求“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 [27]。这一教育政策的颁行，为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直接推动力。1905年7月24日，学务大臣为各地更好地推行乡土教育，奏请向全国颁布《乡土志例目》，要求各地按照例目要求，一年内完成作为乡土教育教科书的乡土志编纂工作，乡土史志的编修迅速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乡土史志（或乡土教科书）[28]。
二、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共同特点
尽管清末乡土史志书写者的族群意识、学术涵养、政治倾向等情况复杂，但这些著作在书写理论上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以现代时空观念为基础，试图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一是试图通过激发“爱乡土之心”以增强“爱国之心”，希望从乡土认同中建构国家认同；一是注意探寻乡土的特质以为改良乡土之用。
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甲午惨败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空间观念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国家—乡土”的现代空间观念。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青年，在更新观念的同时也将视野投向家乡，试图通过更新对家乡的认识而改良家乡。不过对这些新兴知识青年来说，他们视野中的家乡，已经不再是宁静的家园，而是世界竞争大潮中的一个单位。如《湖北调查部记事叙例》中说：
湖北之在今日，固中国之中心点也。洪杨揭竿以来，武昌陷者三，汉阳陷者四。前波未定，后浪还催。天津之条约成，而西方诸大邦又逐逐焉逼处于此。日本于马关约后，亦得染指焉。沿江之通商埠三（专指流域之在湖北者言），而汉口尤为扼要。航路上抵川蜀，下达淞沪，铁路北走豫蓟，南通湘粤，他时轨线蒇工，则俄人踰西北利而南驰，英人越印缅包藏卫而东逼，法人续安南之辙，日人辟闽赣之途，所入之路虽殊而所造之域不异，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29]。
     不仅湖北留学生意识到这一点，此一时期浙江、江苏、云南、河南等省的留学生也都从世界维度来观察家乡在世界竞争大潮中的位置与境地，并从此出发谋求促使本省走向文明富强的道路。空间观念的变更，导致清末的知识阶层观察认识现实问题的视野大大拓展，也促使他们在书写历史时以一种比较的历史意识来重新认识过去。这一点在清末乡土史志的书写中表现的尤为显著。换言之，从“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不仅是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动因之一，也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梁启超1905年发表的《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梁氏首先指出，从中国史上着眼，广东“无丝毫之价值”，“鸡肋而已”，但从世界视野“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广东就是十数个“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之一：航路发现之后，“中国海疆日益多事，而广东常当其冲”，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先后到达到广东，经鸦片战争一役，西方列强开始突破广东，进入中国其他地方，“自兹以往，广东之地位一变，全国之地位一变”。在梁氏看来，“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在新的世界形势和交通条件下，“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30]。此文不仅将历史上广东在世界与中国格局中所占的位置予以很好地概括，对于广东在新形势下所将承担的角色也进行了较为细致地预判，使人对广东有了新的认知。
清末知识阶层书写乡土历史，并不是为书写而书写，而是要通过乡土史志的书写及其传播，加深对乡土之认知，加强对乡土之认同，最后促使人们以饱满之感情投入到乡土、国家的改良运动中。要实现此目的，首要完成的工作就是让人对家乡有一个较为完整且符合时代要求的空间感。因此，1905年7月学务大臣颁布的《乡土志例目》明确要求乡土志首先编纂的就是“本境”的建置沿革：
本境何代何年置（所谓本境者，即现在之府州县名也），未置本境以前，唐、虞、夏、商、周属何州，春秋、战国属何国，秦、汉以降，何代属何郡、县，何代改何州、县名，既置本境以后，何代属何州、郡、府[31]？
倡导乡土教育的学部希望通过这种“国家—乡土”建置沿革的梳理，建立一种国家与乡土的空间观念，培养地方隶属中央的理念，更可以构建乡土意识与国家情怀之间的纽带。实际上，清末一些以新思想为指导编纂的乡土志，在观念和内容上都超过“国家—乡土”的格局，直接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如林传甲编纂的《黑龙江乡土志》中说：“地球有五洲，我在亚细亚洲之东”；“黑龙江为廿二省之一，在大清国东北境”等[32]；在关于黑龙江的历史叙述上，清代以前，主要内容是“与中央政府相交涉的那一部分关系史”，清代以后，主要内容是“中国与俄国、与日本的外交史”[33]。李维清编纂的《上海乡土志》，不仅设有“建置”、“沿革”两课来叙述上海过去的情况，还设立了“位置”和“形势”两课，从“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上海的位置：“上海为一县治，隶属于松江府。地当北纬三十一度五分，东经百二十一度二十九分”；上海“雄峙一方，为东南大埠”，但是“自通商以来，外洋船舶出入自如，门户洞开，毫无险要可守，故上海一隅，几为万国公共之地”[34]。再如《镇西厅乡土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披览间，指五洲于掌上，罗千古于胸中，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是殆新一时之耳目，以开世界之伟观”[35]。
    反满革命派学者编纂的乡土史志类书籍，亦具有这种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位置的自觉。刘师培在《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中说：今编乡土史，于分划之迹，割据之师，均详为记载，以供学者之参考，而本省与中国之关系，不待言而自明矣[36]。陈去病在《湖北地理教科书叙》中说：“今者欧风大扇，估舶东来，湖北一省，尤为各国商战之场。……邮传铁道，飚驰南北，京汉汴洛，联为一气。犹且南连湘粤，西通巴蜀，东接豫昌，骎骎乎合九州而同一轨。则他日之湖北，其气象不翘然为中国雄哉”[37]。
当新的时空观建立之后，在新的时空观中重新认识中国、认识家乡，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更是国家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对这一课题的解答，关系着国人对国家、家乡的认同，更关系着对中国谋求富强的大计。已经具有这样认识和观念的清末知识阶层在书写乡土历史时，有意识地从“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求乡土的位置，正是对这一课题的主动解答，是在新形势下借助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来重建中国人时空观、认同感、责任感的努力。
从乡土认同中寻求国家认同。从清末乡土史志书写者的政治取向看，即有满清官僚体制内的官员，也有希望改良立宪的士绅，还有支持、参与反满革命的汉族知识阶层；从这些书写者的知识组成来看，有传统读书人，有半新半旧的开明士绅，也有基本以新面貌示人的留学生；从书写的单位来看，有以一省为单位，也有以府、厅、县、镇为单位的。这些复杂的情况，导致清末乡土史志书写情况复杂。不过综合来看，观念、思想、学识皆在趋新的清末知识阶层，一般都是情在乡土，心怀国家，眼望世界，所以他们书写的乡土史志，尽管地域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字风格不同，但都试图从乡土认同中寻求国家认同，并多着眼于世界竞争。如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指出：
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38]。
江苏留日学生同乡会也宣称：
今之人竟言爱国矣，而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而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也。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39]。
可以说，“爱国必自爱乡始”不仅是清末知识阶层中耳熟能详的话语，也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更是清末乡土史志书写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目的。1904年初制定的新学制重视乡土教育，出发点也正是要通过培养儿童对乡土的热爱之情来增强儿童对国家的热爱。在1905年后根据《乡土志例目》编纂的作为儿童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大都表明他们编修乡土史志的目的，在于帮助儿童从乡土认同中寻求国族认同。如《始兴县乡土志》总纂张报和指出：
按切时事，黜华崇实，提其要，引其机，授受初学历史、地舆、格致三科及山川人物，就近指示，浅显易明，俾儿童随地随事感悟其天性，激发其爱乡爱国，尊崇正业之思想，养成上流社会人格，此其宗旨也。
    为达到此效果，张报和编修“地理”时，特别注明“毗连四区”，以使儿童熟悉乡土，以使其“不忍轻去其乡，且知中国疆土不可尺寸与人，预养其尚武精神，期能强立于全权世界，保种也” [40]。不少乡土志在叙述相关内容时也注意启发儿童的爱国救国之心。如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第6课“形势”中指出“外人势力范围日渐膨胀，吾侪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去此将安适？能无触目惊心乎”？第79课“抵制美约”中指出，成功抵制美货“足见吾国人未尝无共同心也”[41]。林传甲在其《黑龙江乡土志》中说“黄帝为黄色人远祖，满蒙汉皆黄色人，自黄帝建都涿鹿，北逐荤粥，黄人渐殖民于黑龙江”[42]。林传甲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暂且不论，但他的目的显然在于建构国族认同，培养儿童的爱国心。一些乡土教科书在内容上也突出中国人抗击西方列强的爱国事迹，激发读者的爱乡土和爱国家之心。叶兆鲲编纂的《杭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突出浙江人拒借英国贷款，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浙江权利之事。叶氏还在“教授法”中点明，“爱乡即所以爱国”，故要通过讲授“最近拒英款之事以振起杭州人爱乡之心”[43]。再如《安南县乡土志》主持者指出：“方今英踞缅甸，法窥越南，滇黔门户狡焉。思逞安南达滇粤之声援，亦生斯土者所宜究心也”[44]。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保存会虽有比较明显的反满革命色彩，但其编纂的乡土教科书总体上也强调从乡土认同中寻求国家认同，认为乡土历史教育，能够唤起儿童的爱乡心，并可以让他们生爱国心。国学保存会公开征求各省府县志书来编纂乡土教科书，以使小学一年级能“就其见闻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45]。陈去病是国学保存会中反满主张较强烈者，在《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叙》中也明确说“使湖北学子，坐诵一室，而天下之大，中外古今之变，由是得晓然于衷。则本爱乡之心，扩充之而爱国，宁非中国之幸欤！宁非湖北之幸欤”[46]！在《直隶乡土历史教科书叙》中，他又说：“热河西安之狩，事岂甚远，能不寒心!尝胆卧薪，端于今日。谁谓燕山非会稽比哉!”[47]。
寻找乡土特质。清末的乡土史志，除了一些敷衍应付的官方著作，大多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加强对乡土的认识，强化对乡土的认同，甚至希望以此为基础，开展对乡土的改良，故这些乡土史志在书写时，都努力找寻自己所写乡土区域的独特本质。
清末知识阶层开始寻找乡土特质以加强对乡土的认同，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出现，但促使探索乡土特质，以谋求乡土自治或乡土改良成为一时风气，可能始于欧榘甲1901年撰写的《新广东》。欧榘甲在该书“绪论”中提出要谋求“中国自立”，先谋求“一省自立”，而广东首当其冲要先自立的观点。欧氏专节论述“广东有特质异与各省者数端，而其为中国精华之所注”：人才出众、财力雄厚、地方关键、人口众多[48]。欧氏认为，“广东有自立之特质”，是广东可以率先自立的原因，也是可以率先自立的基础，若不善于利用这些有利的特质谋求自立与富强，就是广东人的耻辱与失败。
    自《新广东》一书刊行后，不仅地方自治思想迅速在新兴知识阶层中传播，寻求乡土特质的尝试也开始增加。杨毓麟受此启发而撰写的《新湖南》一文，专节探讨了“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杨氏认为，湖南在清军南下之际，进行了卓绝的抵抗，王船山等人持“种族之戚、家国之痛”，拒不与清廷合作，著书立说，申明种族大义。湖南人有此“特别独立之根性”，但限于地理因素等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与学术而未大显”，故整个清代“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湘学独成一帜。杨毓麟发扬湖南人的“独立之根性”，是要湖南人首先承担起反满革命、反抗外国侵略的责任：“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49]。
    在欧榘甲、杨毓麟等人的影响下，清末留日学生组成的同乡会注重探寻自己家乡的特质。《浙江潮》“发刊词”中指出：
    近顷各报其善者，类能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虽然国立于世界上必有其特别之故，以为建国之原质，有万不能杂引他国以为比例者。本志负杂志之资格，其搜罗不得不广，然必处处着眼于此焉。
    正是有这样的意识，《浙江潮》的编者们才要探索浙江“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等[50]。《江苏》的编者更直接对江苏的“特质”有所探索：“我支那之人民以薄弱闻于世界”，而“我江苏之人民又以薄弱闻于支那”；“我支那之土地以肥美闻世界，世界咸得而鱼肉之”，而“我江苏之土地又以肥美闻支那，支那且咸得而鱼肉之”；“我支那人之性质以虚闻，以浮闻，以无实力闻”，而“我江苏人之于支那，亦以虚闻，以浮闻，以无实力闻”；“我支那无所有，所有者惟腐败”，而“腐败者，我江苏之特色”[51]。其他留日学生同乡会对于本省特质也多有探讨，比如《河南》杂志刊登的《豫省近世学派考》，就从分析上古河南各地的风俗习尚入手，认为河南“地势平旷，地多原野，故士务朴学，崇尚躬行”，因此王学在河南并不盛行，而明清之际，孙夏峰、颜元二派之学，得以在河南发展壮大。作者最后指出，“豫省之学，迥异于导虚，古代务朴之遗风，犹有存者。倘以征实之学提倡于其间，则豫省学术之昌，岂迥出东南诸省下哉”[52]。从此可知，作者总结河南特质的目的，还是着眼于未来。
   清末的乡土教科书对地方特质的探讨也颇为关注，并将其与地方改良联系起来。如刘师培《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指出，江苏人自古“多从事于文词”，唐宋以来，“吴中遂为人文渊薮”，是为“苏省之特色也”，但是“近世其民日趋于怯弱”。观于历史，上古时期吴民多悍勇善战，“西汉之时，吾民犹以彪悍闻”。刘师培认为江苏人之所以怯弱，原因在于“民富士文，有以易之也”，盖“民富则习于奢侈，士文则习于虚浮。奢侈则日趋于淫，虚浮则日趋于薄”，最终导致江苏人怯弱，故他在编纂《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时：“于苏省武功文化，记述特详。学者观于此，而知古代吴民，以尚武立国，而先贤学术，亦与近世之所尚殊途。则文弱之风，庶可稍革乎”[53]？在《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中，刘师培又结合安徽平原与山地兼有的地理特点，分析了安徽各地不同的风气，并总结了安徽人“尚朴”、“好义”、“贵勤”的特质[54]。陈去病在编纂湖北乡土教科书时，指出湖北虽然是人才辈出，但是湖北却有“楚材晋用”的弊端，希望湖北能对人才“用之宝之”[55]；在编纂江西乡土教科书时，指出江西之人“大抵好言气节，崇尚忠孝，以屈服辱戮为耻”，期盼“忠宣、信国、叠山之伦，再见于天下”[56]。梁启超在《世界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对于广东人的特质也有探讨，认为“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彪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但“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57]。
    总体来说，清末乡土史志书写者对乡土特质的探寻，在民间系统的论著中表现较为明显，而一些按照《乡土志例目》撰写的官方乡土志则不太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乡土志例目》并无相关规定，对于不少为应付上级命令而作的乡土志来说，自然不会主动进行探寻；一是这些乡土志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小学乡土教育提供教材，乡土教育的目的又在于培养小学生对国家朝廷的“忠爱之心”，而不是为地方改良，故没有探寻地方特质之必要；三是这些乡土志的编纂者不少是以旧学为根基的地方士绅，在观念思想上尚不能有此认识。
三、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存在的问题
清末现代乡土史志大致可分为民间与官方两个系统：民间系统起源于清末的地方自治思想，最初形态是对乡土的调查研究成果，后期形态是编纂乡土教科书；官方系统起源于地方官员对认识新形势的需要和国家新教育设计者对西方乡土教育思想的吸收，主要形态是依据1905年《乡土志例目》编纂的乡土志，绝大多数都是地方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民间系统萌芽于戊戌变法时期，快速发展于1902年留日学生大增之后，鼎盛于1905年上海国学保存会组织编写十八行省乡土教科书，衰落于宣统年间刘师培等人放弃此前乡土教科书编纂计划。官方系统萌芽于戊戌变法时期，形成于1904年1月《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颁布，鼎盛于1905年7月学务大臣颁布《乡土志例目》，要求“各府厅州县”一年内编纂成书，衰落于1909年5月学部“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施行后。
综合来看，无论是民间系统还是官方系统，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在宣统年间都走向衰微。这其中固然有时局动荡、社会变迁迅猛等因素，但从学术史角度看，导致清末乡土史志书写走向衰微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这一史学书写形态自身存在的问题。概而言之，至少有三个问题比较严重地制约着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的实践：一是以乡土意识为指导的乡土史志书写是否真的可以增加国家认同？一是乡土史志书写如何在内容上避免单调重复？一是乡土史志书写如何处理区域内族群矛盾等尖锐问题？
乡土史志书写是否真的可以增加国家认同？《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之所以特别强调要利用历史课和地理课对儿童进行乡土教育，是他们认为乡土教育可以培养儿童的“爱乡土之心”，而“爱乡土之心”的扩大，就是“爱国之心”[58]，正所谓“爱国必自爱乡始”。民间的国学保存会热心编纂乡土教科书，其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乡土教育可以通过感发儿童的爱乡之心而培养其爱国心。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实践中并未达到预期，且有反向的效果：乡土意识的兴盛，未必会如大家此前所希望的那样，由爱乡土而自然生发出爱国的感情，增强国族的认同，反而可能因为地域意识的增强而导致国族离心力的增强，或引起族群之间的分裂对立情绪。
在现代乡土史志书写走向兴盛时，一些人也对乡土意识兴盛可能会伤害国家认同的现象表达了担忧。早在1903年初，有观察者就指出留日学生“省籍联会斐然纂述，提倡本省风气，注意地方自治，以为争存保种”的爱国行为固然值得敬服，但是“省界甚严，此省不能参与他省”的现象也值得警惕，因为同是中国人，同有“亡国之忧”，“乌可严限界线，自相孤折，以召侮亡”[59]？也有人指出省界问题自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提出之后，蔚然流行，本来是热血救国人士为寻求救国保种而进行的探索，却不幸被一些不肖的留学生用来拉帮结派，以至于产生了破坏国族认同的恶劣影响，所以省界观念一定要破除[60]。1905年春，梁启超严厉批评“世界眈眈六七强，方俎置我中国汲汲谋剖食日不给，而我于其间乃有所谓省界问题者，日益滋蔓”的现象，担忧“其恶果未知所终极也”[61]。刘师培于1906年也指出，省界之说源于地方自治观念，原本“意非不美”，可是却逐渐走向了“私而不公”，成为利益争夺的工具，故省界之说不仅已经成为“中国革新之阻力”，而且“与亡国有密切之关系”，所以他呼吁“持国界之说”以“废省界之说”[62]。
有研究者指出，“非省界”口号的出现，是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情况下，对乡土畛域观念和狭隘地域认同的破除[63]。毫无疑问，这种要求破除乡土观念、跳出地方立场，而从国族立场来考虑问题的思潮，实际上是对清末现代乡土史志的书写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现代乡土史志书写对乡土意识和地域认同的培养是否可以直接转换为国家认同的增加？倘若真的可以，那么又如何可以？在众多重大问题亟需回答的清末，这个问题并未被编纂乡土志的人提出来并回答，但这一问题实际上制约了乡土史志书写的展开。从清末“非省界”等言论看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一些情况下，乡土意识和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是有较大负面作用的。既然乡土意识的增强很可能引发地区本位主义，影响国族认同，那么旨在培养乡土意识的乡土史志自然要受到影响。刘师培在1906年底认识到乡土意识对国家认同的损伤，1907年初在编成江宁、江苏、安徽三省历史、地理教科书第一册后，再未继续把这些乡土史志书写下去。
乡土史志书写如何在内容上避免单调重复？乡土史志书写的对象是乡土，按行政规划来说，最大不过是行省，最小可至镇村。空间的限制必然带来书写内容的限制，空间愈小，书写内容限制愈大。实际上，很多相邻的地域，尤其是府、县以下的地域，会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的情形，比如地理、风俗、物产，这就很容易导致乡土史志书写内容上出现单调、重复的问题[64]。就清末出现的乡土史志而言，内容单调、甚至重复的并不在少数。比如陕西葭州所编的《葭州乡土志》，共分“舆图”、“历史”等二十三项内容，篇幅却只有十八页。该志不仅无序文，而且除“政绩录”、“耆旧录”外，其余各项内容皆不满一页，而“学堂”一项，只有“城内小学堂一，蒙养学堂三”数字，“巡警”一项，只有“普照寺设巡警局一所，巡兵六名”一句[65]。葭州下辖的吴堡县所编《吴堡县乡土志》也甚为简略，全志仅有12页，与《葭州乡土志》相同，不仅无序文，而且除“政绩录”、“耆旧录”外，其余皆不满一页，有的甚至只有一行，如“人类”一项，只有数个字：“本境于汉户外，概无他种”；“实业”一项也只有一行：“士，百分之十；农，百分之八十；工，百分之四，商，百分之六”[66]。
清末官方编纂的乡土志，大都是遵照《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试图由培养儿童爱乡土之心入手，进而生发其爱国忠君之念，在形式上基本都以《乡土志例目》为大纲，设置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项[67]。就学部而言，之所以要颁布《乡土志例目》，首要考虑是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且“守令至多，言人人殊，虑或庞杂”，所以要“拟撰例目，以为程式”[68]。这种直接细致的规定固然给不明白如何编纂乡土志的地方官员以清楚的指导，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也可能是导致清末乡土志书写单调、重复的原因之一。在不少地方官员对编纂乡土志不热心的情况下[69]，相关主管部门又对体例有明确要求[70]，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不少都是按照这个例目简单抄写，敷衍过关[71]。
尽管清末官方和民间在推动乡土志（乡土教科书）编纂这一项工作上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但是实际的效果则并不理想，在当时及稍后的有些人看来，这些内容上有着单调、重复等问题的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似乎没有多大价值，比如钱玄同在编辑《刘申叔遗书》时就指出，刘师培编纂的这些乡土教科书“系供初等小学之用，内容浅易，无甚精义，非国学教科书之比，故不收入”[72]。
乡土史志书写如何处理区域内族群矛盾等尖锐问题？乡土历史教育可能起源于德国教育家萨尔曼（Christian Gotthif Salzmann,1744-1811），被日本学习借鉴后，在清末传播到中国[73]。就德国和日本而言，当时这两个国家族群的情况比较简单，他们的乡土史志书写基本不会面临族群矛盾的问题，但清末中国，不仅存在着满汉的冲突，不少地方还存在着次级族群的冲突，这就导致中国的乡土史志书写必然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地域内族群冲突等问题。这一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不能使人产生热爱乡土之心，可能还会导致撕裂乡土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问题。
满汉冲突在清末乡土史志书写上的投射主要体现在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叙述汉与非汉种族斗争的历史，尤其是满清入关的历史。尽管一些有反满革命色彩的汉族人士在编纂乡土教科书时，种族主义的色彩已经大大降低[74]，但在一些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尤其是地方有反抗非汉政权的历史人物时，必定会予以宣奖。这种处理方式，从某种角度说，实质上是大汉族意识的一种表现。比如陈去病在《江西乡土历史教科书叙》中说“忠宣、信国、叠山诸贤，遂以浩然正气，挺身抗敌，为中国光”，并期待“他日必有忠宣、信国、叠山之伦，再见于天下”等语[75]；在《直隶乡土历史教科书叙》中又有“朱太祖起，斥逐胡元而北之”、“蒙古余孽，未尽芟薙”等语[76]。再如陈秉均编纂的《嘉应险固历史教科书》突出讲述“文天祥之义师”、“蔡蒙吉之殉难”、张珆竭力抗清军、张景率众抗清等内容[77]。客观地看，对这些人物的褒扬宣讲虽符合《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的规定[78]，但在主观上又违背了清政府教育主管机关提倡乡土教育以培养儿童爱国忠君的企图，对增强国家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能体现地域内族群现实冲突困扰清末乡土史志书写的例子，是广东地区的乡土史志书写。广东地区“方言种类繁杂，不同方言群体之间因为经济利益又时有冲突”[79]，尤其是纷争百年的“土客之争”，双方死伤惨重，积怨甚久[80]，导致广东不同族群在乡土史志的书写中存在着很难轻易调和的分歧：客家人主导编修的乡土史志，突出自己是“中原衣冠旧族”的汉种，对广府人持轻视忽略的态度；广府人编修的乡土史志，则把自己标榜为汉种正宗，把“客家”视为“外来诸种”，或者称客家为“匪”。引起最大争论的是黄节编纂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黄节在书中认为客家人是“外来诸种”的观点引起了全体广东客家人的不满，以致成立“客族源流调查会”，出版书籍，力辩黄节这种观点的荒谬，甚至有人为争辩这一问题而失去生命[81]。本来纯粹是为培养儿童乡土感情以增强爱国心的乡土史志书写，最后演变成地方不同族群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引出许多事端，进一步撕裂了乡土认同，这大概是清末乡土史志书写提倡者未能想到的。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导致广东教育主管机关在1910年明令各地停止乡土史志的书写[82]。
就实践情况看，清末乡土史志书写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三个，但从乡土史志这一史学形态的发展看，这个三个问题却是最重要的。就此后乡土史志书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些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获得解决，尤其是第三个问题，至今仍比较棘手。
                              四、余论
 经过数年实践，清末教育界对乡土教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商务印书馆在1909年3月译著出版的《各科教授法精义》指出，日本教育主导机关考虑到儿童学习国文“已属不易”，且乡土史可以在“校外为远游之事或在讲堂听训话之时”随时讲授，故已从教则中删除了乡土教育的规定；且由于儿童的知识、视野和阅历非常有限，超越其生活环境以外的乡土历史教育同直接教授国史一样，都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乡土史教育并不能“为历史入门之预备”[83]。江苏教育总会也在该年初认为小学学制太长，科目太多，建议将初等小学学制进行节缩，对教学科目进行改革，将历史、地理、理科并入国语科[84]。同年5月，学部向清廷上《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基本上采纳江苏教育总会的建议，将学制节缩，科目省并。初等小学“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则编入文学读本内教之”[85]。国家对教育体制和教育科目的改变，虽未直言取消小学乡土教育，但一个不设置课时的科目，自然会被教育者轻视甚至忽略。新政策使乡土史志的编修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不继续编修则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继续编修刊行则可能会没有人使用。此后，除了一些正在认真编修乡土志的士绅为了避免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废，采取了继续编辑刊行的策略[86]，原本官方主导的作为乡土教育教科书的乡土志大多自然顺势中辍。在此之前，民间热心乡土史志的刘师培等人由于认识到乡土意识的兴盛未必能达到促进增进对地方的认识，增加国族认同的目的，已经逐渐淡出了乡土史志的书写。这样，在清末的最后两三年间，既缺少民间动力，又缺少官方支持的乡土史志书写迅速走向了衰微[87]。
虽然清末的乡土史志书写运动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亦未留下名著佳作，但从其书写的理念、目的与形式看，它应是“新史学运动”的有机构成。“史之变迁，即世道人心之变迁”[88]。“世道”的变化引发知识阶层的观念变化，对乡土前途的思考也迫使其提升对乡土的认知。清末乡土史志是在新时空观下，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家乡，认识中国，然后谋求乡土的改良或国家的认同，所以都有意识地从“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求乡土的位置，有意识地在构建乡土认同的同时构建国家认同，有意识地探索地方的特质以改良乡土。无论是在观念上、内容上，还是在目的上，现代乡土史志都已超出了传统地方史志的范围，而与梁启超等人提倡的“新史学”的精神是贴合的。此外，这一书写模式与梁启超等人提倡的“新史学”在三个重要面向上也是相同的：历史发展观念上都遵奉历史进化论、历史价值观念上都以西方现代价值为内核、历史书写主体都坚持以群体为主要对象。
清末现代乡土史志书写在实践上难说是成功。但实践的不成功并不能否定这种尝试的价值。且不说这些乡土史志书写保留了大量的地方历史资料，仅从地方史志书写的角度说，其经验教训也仍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实践曝露的几个理论难题，至今还在或多或少制约着地方史志的编纂，需要继续探讨解决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