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新书《宋代城市研究》，借此跟大家交流一些书里没有写或者事后想到的一些内容。大体讲五个方面，包括选题、取向、结论、心得和评估，下面我就一一展开。
第一是选题。
真正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是在2004年下半年，到今年印出来刚好十年，中间虽然也插入了很多事，但整个思考过程确是需要这么长时间。不少朋友都问我为什么做宋代城市研究这个题目，我想很多成熟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就是当一个研究专题将要结束时，下面该做什么。有些学者一辈子钉牢一个题目做，这当然是很好的，利于越挖越深，但这不是我的习惯，我的习惯是一个题目做的差不多了就换了。我希望有新鲜感。
2001年我的一本关于宋代地方财政的书出版的时候，我就想着要做什么新题目，后来就决定做城市研究。其实，对于宋代城市，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感兴趣了，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没有什么特别的学理上的理由，只是因为我觉得它有趣。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现在不少人他们的研究专题的确定往往是被动的，因为现在盛行的是“课题”制度，申请到什么“课题”就写什么东西。很多人觉得没有课题就不能做研究了，这是不正确的。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第一就是要有兴趣，这样才会有动力，而不是有没有课题。我们看很多前贤的名著，他们从没有课题，照样写得很精彩。
在现在这种体制下，尤其是对年轻学者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学会把个人兴趣和课题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这确实蛮难，但也并不是无法应对。可以与在座年轻朋友们分享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习惯是先着手做，最好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发表几篇相关文章，然后预测自己研究完成的时间，比如到了大约能在两三年内完成的情况下再去申请课题项目。这样你申请的时候就有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是你发表的文章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你自己对研究专题也有所认识了，这样你填申请表的时候就能写出心得了。一般为了填表而填表的人对自己填的东西都还没有概念，那么申请也是比较难成功的。我的这项研究也是申请了国家社科的课题，虽然2004年就开始写了，但我是在2007年才申报的，申报过程就相对顺利了。
第二，关于取向。
“取向”指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视角与立场，就是在观察议题的过程中思考怎样去介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界一直有这样一个取向，就是强调社会不断地进步发展。一般中国通史的书都会讲社会经济总是不断发展，而剥削却不断加重。他们从不思考，如果将对于各不同历史时期这样叙述的基调前后串起来，历史进程是不是会难以为继。我把这种取向称作线性观察思路。其实，19世纪以来，我们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虽然进化论是科学界的思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人文研究者对事物的观察。例如，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宋代粮食贸易的，人们提到宋代经济的时候，总是说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粮食贸易十分发达。这种思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全汉昇先生，到六十年代斯波义信先生，直到现在都是主流。其实反过来想想，斯波义信说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粮食市场，但是事实上，即使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们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粮食市场，所以我很怀疑这种说法。于是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反向思考的，例如说社会经济发展，那它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了哪个层次上了？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我才写了那篇文章。
城市史研究也是一样，我罗列了前人的一些观点，也是基于线性观察的发展论的，奠基性的文章就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写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他提出一个命题，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就是唐代的城市是封闭式的，坊市分隔。坊是市民居住区，市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两者相互分隔、封闭。从唐到宋，这种城市制度被打破了，从封闭走向了开放。这一观点直到现在还影响着大多数的研究者，支撑这个观点的很鲜明的例证，就是唐代长安城的考古复原图和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对比，两者所反映城市面貌差异非常明显。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伊懋可（Mark Elvin）写了一本《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其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范式是认为中国在中古时期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他那个说法就是把加藤繁的观点往前推进了一步。到80年代，台湾学者梁庚尧先生写了《南宋城市的发展》一文，那篇文章也是沿着加藤繁的思路往前推，主要说到了南宋时候，“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因为城市扩展到郊区了。那个论点把加藤繁的观点更往前推了一步。近几年，北师大的宁欣教授就沿着这一步步推进的思路归纳出了中古时期城市发展是从封闭式的坊市制到开放式的街市制这一结论。从加藤繁提出观点到现在已经大半个世纪了，人们其实一直只是在加藤繁的认识上添砖加瓦，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这种学术史的发展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种线性思维制约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或者反面因素，只是想力证城市发展进步很大，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举个例子，张泽咸先生有本书叫《唐代工商业》，其中有一段说：“五十年前，日本学者加藤繁在研究宋代的都市发展状况时，追溯研讨了赵宋以前的坊市制，……其后，坊市制日趋破坏。但直至宋初，坊制仍存，经北宋中期以至北宋末年，坊制完全崩溃。前辈学者的意见，我认为可以成立。”其中的“追溯研讨”就指的是刚才说的那种加藤繁式的研究模式，一旦被这个思维模式影响、限制了，研究唐代的学者观察当时的城市，首先想到的不是唐代，而是宋代，在他们眼里，唐代城市肯定不如宋代。学者们沿着这种思路去研究唐代城市，就写当时政府如何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这肯定是不对的。他们忘记了去分析讨论，相比于前代，唐代的城市有哪些进步。
又例如宁欣归纳的城市发展从“封闭式的坊市制到开放式的街市制”这样的关于历史发展“模式”，尽管很明快，容易理解，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关于研究对象“范式”化的描述路径，但与历史事实不免存在较大距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当今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史学普及路径十分相像：将历史的情节构造得更离奇一点，将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揣摸得更细腻、更生动一点，以此迎合大众的需求。不过，娱乐与学术毕竟不是一回事。史学研究存在很多无奈，比如一些材料到底可不可靠，可不可用，这都不像理工科研究那样可以用数字来作为判断标准，史学研究大多时候只能靠经验来判断，这就得靠长期的积累，正如文物鉴定，看得多了，总能说出些什么来。我的体会就是，怎么去体悟一件事情，这是社会学科研究者所不能理解、与人文学科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体会就是怎么样用更广的视野和更谨慎的判断，来分析研究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分寸”尤其重要。就像“发展”，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分寸”的掌握，也就是对“发展”达到了怎样的“度”的判断，反映着研究者的功力，与其所持的立场。所谓“立场”，指的是持一种“我们先前也阔过”的心态，还是科学的求真取向。如何摆脱那种不恰当的心态，是一个人文学者首先必须理性应对的问题。所谓更广的视野，指除了对历史要有更长时段的观察眼光之外，综合的分析能力同样重要。
例如，研究宋代城市，最重要的资料当数《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这两本书，还有《清明上河图》这个图像资料。但是，读这两本书，我们首先要随时准备“走出梦华”。因为不管是《清明上河图》，还是“梦华”、“梦粱”，它们的创作都是有前提的，我们要站在古人、古代作者的立场上去观察，这样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深入理解其中的历史信息。《清明上河图》是翰林待诏画了“恭呈御览”的，所以画里面就只能有繁荣兴盛的景况，而后两本书都是亡国奴写的回忆录，他们的立场都是回忆故国的美好，是表达对往事的惋惜，很多负面东西在书中都不会写。真实的开封城，例如，街道是泥土的，每天许多牛车马车来往，扬起很多尘土，道路很脏。一下雨则泥泞不堪。司马光有首诗就是写开封城风沙蔽日的情景，“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淡少颜色”。那样的场景画里不会画，书里也不会写。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物资供应的问题，这些不少历史文献上都没有记载，而现在研究者都很浪漫，随便一写就说当时某某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物资供应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粮食哪里来？副食品哪里来？饮用水哪里来？如果对于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合理的解释，那描写城市再宏大再发达，也都是不真实的。北宋时期，政府每年都花大力气从南方地区漕运大约六百万担粮食到开封，粗略算一算，差不多也就才够几十万人吃一年，那其它的据称拥有百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们都不具备开封那样的财政支持，粮食供应是怎么解决的？所以，如果我们更加全面地观察问题，把各种要素都考虑进去，才不会受到线性思维的局限，才有可能描绘出相对全面的宋代城市的景观。
第三，结论。
一般而言，写完书都要有一个结论，归纳出一个范式。我当初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设定的目标，是想解构宋代城市史领域里的“加藤范式”，但是最后我没有写范式化结论。我的考虑是应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个学术范式的形成，虽然有助于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梳理出符合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思路，如果观察者在分析中未能时刻保理性的清醒，却也常常会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落入成说的窠臼。关于宋代城市史的讨论也是如此。仅仅关心城市持续发展的史实，自觉地集中、放大那些有助于证实“发展”的历史现象，例如将那些仅存在于京城或大城市的特殊现象推衍到所有州县中小城市，就必然会忽视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复杂与曲折。比如说坊市分离、城区扩展、城市等级、人口意象、城市文化与“市井文化”，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就是“行政权力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问题”，因为现在学界倾向认为中古以前城市的形成靠的是行政权力，但商品经济发展后，也就是宋代以后就是靠经济实力来决定，认为经济在城市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我的书花了很大力气来否定这个观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直到现在的中国，城市的经济地位和行政地位仍然大体上是相匹配的，行政地位高，经济地位也高，行政地位下降了，经济地位也下降，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现在浙江省的义乌市，县级市，经济实力比它所隶属的金华市要强，但行政地位没有金华高，但这只是局部的例外现象，不应无限制放大。很典型的就是历史上洛阳、开封与郑州三个城市相互之间的地位变化，唐、宋和近代各有起伏。因此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应该想一想它有没有典型性，是不是与之对应的正反面例子都能应对，这样应用于文章，结论才能成立。正因为考虑到了这些，我觉得不妨先等一等，先将各个相对有把握的专题写出来，看看学界朋友的反应与批评，慢慢思考，将来再作范式归纳的工作。所以，我在全书结论部分只简单梳理了各个章节的主体内容，而未作更多推衍式的归纳，譬如提出一个新的范式。那得再等一等。
第四，心得。
刚开始时，有个朋友质疑我选的题目太旧了，说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这个题目，你怎么写出新内容。当时我也犯愁，我说我先做做看，真不能只有放弃，后来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我把加藤繁文章所引史料一段段地找原书核对，慢慢就有信心了，因为我发现他引的材料基本都是关于长安城与开封城的，其他的极少。而后，我又把学术史梳理了一遍，思路就更清晰了，于是就下决心选定了这个题目。今人做研究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盲从权威或者说主流，沿着权威观点往前推，甚至走向极端；另一种是综述式的，就是综合很多前人的研究，整合一下，凑出一篇文字，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综合这种现象和我的研究过程，第一个体会是，在我熟悉的中国古代史领域，从中古到近古，差不多每个专题都可以重新研究，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可能留下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尽管你必得花比别的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所以当所有人都向着一个方向齐头并进时，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事物的发展是否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新的视角就在你停下来思考的一刹那产生了。具体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更细致地阅读历史文献永远是新思想的起点。
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那些前人研究成果看起来非常丰富的领域，要更细仔地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因为古代历史研究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虽然考古材料也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补充，因为考古材料比较零散、比较片面，而且，实在太少了。因此，仔细地阅读历史文献永远是新的研究起点。我想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比如我在做宋代城市研究的时候发现：如同今天，一个人在写籍贯和家庭地址时，如果是城里人，应该写成“某某街道”或“某某小区几号几楼”，住在农村的则写“某县某乡某村”，这是规范的写法。但是如果住在城里人，地址写成“某某街道某某村”，那就不对了。但这样的情况宋代就存在。在宋代，写农村地址一般写“某某乡某某里”，城市地址写“某某厢某某坊”，但如果某个人地址，先写“某某乡”，后面又写“某某坊”，将城市与农村搅合在一起，那这里面可能就有问题。例如我读南宋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也就是绍兴十八年的进士题名录，这本书以前也读过，读得不细，没留心。后来又读，才发现题名录中有些进士的籍贯很奇怪。比如第五甲第五十二人赵邦，籍贯作“建昌军南丰县坊郭中和坊”，那很正常，说明他是南丰县县城居民。但是第一甲第三人（探花）陈孺，籍贯是“抚州临川县西团乡文公坊”，那他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呢？还如第三甲第十九人潘观国，籍贯是“泗州盱眙县都梁乡淮上坊”等等，在这本题名录中一共6个人的籍贯是这样的写法。这就值得关注了。为什么这样呢？那就需要认真探究其原因，解读它反映了什么现象。思考了好久，最后才大致上给出了一个基本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就揭开了宋代城市发展某一侧面的重要现象。
另外还有关于“人口意象”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人口统计制度，唐以前因征税需要，户籍相对准确。实行两税法以后，收税主要依据土地，户籍就不那么准确了。宋代征发差役得用户籍，因此户籍还有一些作用。但同时，一户之中女人、老人、小孩的口数是不重要的，只有成年“男丁”的统计有用，因为它有财政意义。清初以后，丁赋也取消了，户籍就更加不靠谱了。那么，宋代既然没有人口统计的资料留下来，尤其极少有关于城区人口的统计存留下来，一些研究者却说临安城的人口有一百多万，等等，他们那些数据哪里来的呢？它是拿整个临安府的户数乘以“5”或者“7”（每户平均人数）得出来的，但那里面没有剔除临安府辖下的农村人口，因此并不准确。更何况户数也不一定可靠。但是有一些学者，只要看到文献中记有数字的，他都会利用起来。特别是一些诗词，如诗中写到“城中十万户”之类。一般“都城百万家”、“城中十万户”指大城市，“烟火万家市”是州级城市，小城市一般说“鸣机几万家”，小的县城就叫“千家邑”，如果特别繁荣的市镇就叫做“千家市”，那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市镇只有几十户到几百户。这些数字是非常随意的，不能作为统计人口数字来用的。最典型的例如北宋柳永所写钱塘（杭州）“参差十万人家”，它只能反映诗人关于城市规模一个含糊的概念，所以我认为那只表示一种“意象”，是不能当真的。但是的确有学者根据这个“十万家”乘以五，来得出当时杭州城市人口的数据。
举个例子，有位学者讨论唐代城市人口时说到成都城，他反复引用当时人写到“城中十万户”、“十万人家春日长”、“成都十万户”等句子来作统计，并且还说加上“当时僧侣、奴婢、驻军等不入户籍的人，可知城中人口至少有五十万”。还有，写荆州，他说荆州人口也超过一百万了。他引用《旧唐书·地理志》：“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阳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他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数字“十倍”，于是据此来推算，认为天宝元年荆州大约十四万八千多口，乘以十，安史之乱后荆州人口至少应该有百万了。殊不知这里的“十倍”只是书生的文饰之辞，当不得真的。还有他引用《资治通鉴》一则记载：“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根据这个“什三四”，于是得出结论：“江陵城下达三十万户，一户无论按四口或五口计算，市区人口都在百万以上。”且不说这里的“什三四”也只是文饰之辞，当不得真，他也没有考虑到《旧唐书》为什么说“三十万户”，那是为了强调王仙芝农民军破坏之严重，必然有夸大。另外，战争期间，乡村人口投奔城市（城市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区人口的聚集并不能反映正常年份的情况。总之，那样的数字是不能拿来作为估算平时城市人口数据的。所以，像这种材料，如果你不认真去读，很容易上当。提出这些例子的用意在于想要说明，常见一些堪称成熟的学者，常常在这些方面犯低级错误，那是因为他们事先心里已有定见，这种定见常常会蒙蔽学者的眼睛，使他们的思路变得令人惊异的简单。所以，他们在解读上面那些“数据”性史料时，就取了一个符合自己定见的最大化的“希望值”。这是我们在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小心避免的。
那么宋代城市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我估计，首先唐宋间的城市，确实存在着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发展的步子还比较大，但绝对没有达到像Mark Elvin所说的“革命”的层次。它也没有达到我们多数学者所说的那种程度。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州县城市作为国家统治据点，并不会因为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削弱其政治地位，恰恰相反，它的行政地位更加强化了。它不仅在政治上掌控整个社会，还在文化和经济上同样掌控着整个社会。原来的文化中心更多在农村的庄园里面，后来因科举制度的发展，政府掌握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城市成为了文化中心。这句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更容易理解。
第二个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精致化，一般农户的生产、生活与市场联系比前期更加紧密，商品交换活动因之受到推动而有较大程度的扩张，各级行政城市也就同时具有了更多的作为商品交换中心的经济功能。其在商品交换网络中的地位，一般是与它们的行政等级相适应的。行政等级越高，城市的经济等级也越高。
第三个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精致化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城市日益形成与农村相区别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农村富人移居城市，这在宋代已非常明显。
第四个方面，经过从唐末到两宋三百余年的发展，讫止于南宋后期，中国帝制后期城市的基本面貌开始形成，直至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最终被工业文明所打破。同时，宋代城市的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如果仅从《清明上河图》来归纳整个宋代城市的面貌，那肯定不靠谱。《清明上河图》画的只是开封，其他城市与它的差距大得很。
最后讲对临安城的估计，也就是南宋时候的杭州。对杭州这个城市来说，在我们传统历史时期，确实南宋是它最繁荣的一个阶段。但我们对南宋临安城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我在《宋代城市研究》这本书里关于它的人口规模也有讨论，当然那也只是一个假设。临安城到南宋后期，城区里大约有六七十万人口，这个数字还是尽量往多里说的。尽管有不少文献记载，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弄不清楚。例如，规模庞大的六七十万城市人口，除了服务业之外，还可能有哪些“产业”？也就是城市里的人靠什么谋生。我们知道它有一些手工业，但是当时社会手工业的主体应该在农村。尽管诸如《梦粱录》那样的文献已经留下了不少记录，但信息仍然相当不足，有一些问题将永远存疑。古代杭州城在南宋以后开始衰落，元代还好，到了明代，明显比宋代城市规模小得多。这样一比较，可能反过去帮助我们加深对南宋临安城的认识。如当它不再是全国的行都之后，其所产生的变化，就有可能帮助我们具体认识政治地位对临安城发展的影响。这是我对城市发展估计的几点想法。
最后，正如前面所说，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可能留下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我本人的研究也只是现代人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认识过程中稍稍向前迈进的一小步。如果有人承认我这是进步的话，我想这进步只是一点点，我相信它必将被后人超越。我期待着这样的超越！
 
（据2014年10月25日与杭州文史研究会会员座谈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