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
 
徐晓旭
 
        [作者介绍] 徐晓旭，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发表信息] 发表于《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狄奥根尼斯·拉尔修曾引证过这样一段话：“我为三件事感谢命运：第一，我是一个人而不是动物；第二，我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第三，我是一个希腊人而不是蛮族人（Ἕλλην καὶ οὐ βάρβαρος）。”[1]这段被认为或属苏格拉底或属泰勒斯的言论，勾画了古代希腊人观念中“自我”和“他者”的几对意象。“希腊人+蛮族人=全人类”是希腊人最简单却又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族群划分公式。蛮族人被赋予了一大套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刻板印象：不懂希腊语，缺乏语言能力和理性，野蛮，残暴，富有奴性，专制，奢华，女人气，缺乏战斗力，等等。同时，关于蛮族人的话语又是多样的，其中不乏有别于正统的不同声音。[2]
希腊人—蛮族人的对立不仅充斥于古典文献，而且不时为古代犹太人、罗马人、基督教世界、拜占庭和奥斯曼时期的希腊人（通常自称“罗马人”）、现代希腊人，乃至西方人塑造“他者”和建构认同提供了观念原型。[3]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雪莱写下《希腊》，号召欧洲人援助希腊人。其序言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其希腊之根。倘若没有希腊，罗马作为我们祖先的导师、征服者或宗主国，便不会以武力播撒光明，我们可能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雪莱道出了西方的心声。重新“发现”的古典希腊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发明的传统”——是西方文化认同和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组分。西欧制造的希腊主义，又被进口到现代希腊用作民族国家创建的基石，并变成西方对希腊的一种隐蔽的文化殖民主义。[4]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西方人则把“希腊人—蛮族人”这一遗产当作“他者化”其他文化、民族和社会的明摆或暗藏的标尺。
此举迎来了非西方的批判。阿拉伯血统的后殖民主义学者赛义德在对“东方主义”的挞伐中，就将希腊人视为“东方”和“西方”划分的始作俑者。他谈论了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的东方主义文本意义：“亚洲通过并由于欧洲的想象而说话，这种想象被描绘为对亚洲，即大海那边那个敌对的“他者”世界的胜利。”[5]赛义德是依据西方的文化传统谱系来批判希腊人的。凡事奉希腊人为祖先，是西方对历史的滥用。在赛义德的指责面前，希腊人是无辜的。
西方对于以希腊作为历史开端的欧洲起源神话并非缺乏反思。马尔塞尔·德提埃讷在《希腊人与我们：关于古代希腊的比较人类学》中指出：“我们的历史并非开始于希腊人”，“希腊人和我们的关系是倾向于冲突的”；古代希腊是人类过去的一部分，它属于由各古代社会，诸如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埃及和吠陀印度，所组成的整个群体。由于长期持续的人文主义运动传输的传统，“我们”就感觉和希腊人更接近。[6]人类学的救助把希腊人送回了古代的家。
从历史到当下，从认同政治到学术领域，希腊人和蛮族人其实都不是一个新问题，却是一个不断被翻新的问题。至今仍保持学术声誉的一本老书即名曰《希腊人与蛮族人》，德国学者优利优斯·于特讷著，出版于1923年。[7]在不同年代带有相同或相似标题的专著或论文集时有出现。[8]这类标题首先意味着两级对立观念是人们讨论该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理论出发点（无论是强调还是解构这种极性）。于特讷的理论今天仍属“正统”：希波战争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向，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对立、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仇敌关系自此形成。[9]
1989年面世的《发明蛮族：希腊人通过悲剧自我定义》从新的视角阐释了这一理论。作者伊迪丝·霍尔不满足于以往人们研究戏剧中蛮族时就事论事的分析路数，[10]而是把悲剧当作“当时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产品”来观察，提出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利用悲剧创造了蛮族“他者”，希腊人—蛮族人两级对立的最早证据是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在她看来，“蛮族”的诞生、悲剧家从激进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视角重新诠释神话与希腊人联合抗击波斯、雅典民主和雅典在爱琴海霸权的巩固，这些现象的同步出现绝非偶然。[11]
稍后，保罗·卡特里治同样将希波战争视为发明蛮族的催化剂。其《希腊人：一幅自我和他者的画像》给予希腊人和蛮族人的篇幅虽然仅有一章（第3章），但他把他们置于一整套“自我”和“他者”对立的框架中加以观察：男人对女人、公民对外邦人、自由人对奴隶、神灵对凡人等构成了其他章的论题。在他眼中，希腊人是一个极具两级对立思维的民族。[12]
着眼于“他者”的另一著名学者是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其《希罗多德的镜子：论表现“他者”》比前两书都早（初版1980年）。他赋予“希罗多德的镜子”以三重涵义，其一指希罗多德在对非希腊人的“叙事”（logoi）中“递给希腊人”的“一面反面的镜子”。这种叙事“留意于将他者转译为希腊人共有的知识语汇”，并且“为使它建构的他者令人信服而制造了一整套关于他性的修辞”。他选择“斯基泰叙事”作为解析对象，阐释了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是“希腊人想象中的斯基泰人”，他们作为“没有房屋、城市和耕地的游牧人”与过着城邦生活的希腊人和坚称自己“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形成了对照。[13]
强调“他者”负面形象及其对立功用的解释模式近来遭到埃里克·S. 格鲁恩的批评。他指出，寻找对外族的谩骂并不难。他聚焦于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地中海古代民族怎样将自己与他人的神话和传说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不是要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而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来重塑和重新想象他人。“他者”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不是被排斥，诋毁或疏离，而是被占用。这是一种更为迂回、更具有创造力的集体自我意识的创造方式。[14]
之前已有学者关注两级对立之外的复杂关系。例如，希腊人既编造谱系神话将亚洲的外族人界定为亲族，又视之为对立面；[15]在突出与非希腊人的差异来定义希腊性的同时，希腊人也将某些非希腊文化因素用作自我表达的手段；[16]悲剧中“野蛮的希腊人”和“高贵的蛮族人”形象解构了蛮族的刻板印象；[17]古典作家使用过μιγάδες（“混血人”）、μιξέλληνες（“半希腊人”）和μιξοβάρβαροι（“半蛮族人”）等名词；[18]古人对伊庇鲁斯人、马其顿人等族群属希腊人还是蛮族人存有争议。[19]
科斯塔斯·乌拉索布洛斯看似比格鲁恩抱负更大。他把去年出版的《希腊人与蛮族人》写成了一本关于两者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的综合性著作。他试图调和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强调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极性和冲突；一是强调其交往和依存。他考察了希腊人和蛮族人在四个平行且互相联系的世界——网络的世界、殖民地世界、泛希腊世界、帝国的世界——中多样的互动。他认为互动引发了“全球化”（globalisation）和“全球本地化”（glocalisation）两个悖论的过程。他还呼吁应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关系的研究从现代东西方对立和“东方主义”语境中分离出来。他承认关于希腊自由和东方专制主义之别的话语是希腊人的创造，同时又指出这只是希腊人理解与非希腊人复杂关系的多重并存的方式之一。[20]
乌拉索布洛斯吸收了诸多新概念，例如“希腊性”（Hellenicity）。这是由乔纳森·M. 霍尔创造的新词，他用它来指希腊认同（这位霍尔与前一个女霍尔一样，也是格鲁恩批判的对象）。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对希腊族群认同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族群认同”或“族性”是后殖民时代流行的术语，但其研究对象并非全新。于特讷著作副标题里的“民族意识”即与之内涵重合部分。该词也表明当时研究是在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下进行的。这一学术传统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21]之后“族群”、“族性”和“族群认同”等概念开始被古代史学者用于研究以前被冠以“民族”或“部落”标签的群体，这类研究很快形成热潮。[22]霍尔并非古代史学界最先使用这些新术语的学者，但他第一个系统探讨了如何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用于古代希腊研究。在历史学方法上，他反对传统的历史实证主义，采用后现代主义。在族群理论模式上，他选择工具主义，排斥原生主义。他指出族性是一种社会而非生物现象，它是由社会和话语建构的标准而非遗传、语言、宗教、文化特征等物质标记来界定的。
他认为古风时代的希腊认同是一种“聚合的”即“从内部”累加建构的族群认同，是通过同侪群体虚构谱系将血统追溯至共同的名祖希伦（Hellen）来定义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认同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在形式上由“聚合的”认同向“对立的”即“从外部”定义的认同转变，希腊人更多地在与蛮族人对立的基础上来界定自我；在内容上由族群认同向文化认同转变，希腊人开始将族群标准置于与语言、宗教和文化标准相同的层面上来定义自我，到希腊化时代文化标准成了主导的定义标准。当然，形式和内容的转变未必是完全同步的。[23]
霍尔所谓希腊认同的转变也在希波战争，但主流看法似乎低估了《波斯人》之前文献中βάρβαρος——虽不多但并非毫无意义——可能具有的负面或与“希腊人”对立的内涵（如Herakleitos, 22 B 107 DK）以及不少关于外族的“他性”描述。丽耐特·米切尔指出，希波战争并不构成将非希腊人表现为绝对他者的转折点：埃斯库罗斯关于蛮族性的语汇在古风时代就为人熟知，希腊人—蛮族人对立观念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小亚细亚，非希腊人话题在希波战争前后具有连续性和复杂性。[24]伯利克里·乔治亦有类似看法。[25]本杰明·伊萨克则主张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和4世纪才出现希腊人与蛮族人、欧洲和亚洲对立的观念。[26]
比较方法开阔了视野。伊迪丝·霍尔选择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中国人、希伯来人和印度人的外族观作为比较项。古代中国她着墨最多。她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对立观念的产生放在秦汉，把汉胜匈奴与希腊人战胜波斯相类比，认为《史记》是一部关于从古至当代泛中国成就的文献，与希罗多德的《历史》非常相似。[27]其比较不乏启发性，但她显然把自己关于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两级对立起源模式强加给了中国历史。
金炫辰的《古代希腊和中国的族性与外族》可谓首部比较性专著。他比霍尔更为远视，看到了华夏认同和蛮族意象是在春秋时期周同盟成员国在与非周族群的冲突中产生的，并提出希腊人—蛮族人对立观念源自公元前6世纪末和5世纪初伊奥尼亚人反波斯的形势。相对于霍尔的“削中国之足适希腊之履”的“西方”视角，金的取向也更“东方”。他强调希腊是近东和东部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声称希腊人—蛮族人对立观念是波斯人的“民族志”尝试和族群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他把希罗多德视为和司马迁一样生活于帝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两者著作均反映了多族群、多文化的世界性帝国的统一力。金对希腊的论证背后隐藏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标准。[28]
金是在西方接受训练的韩国裔学者，不过不好揣测其选题是否与东亚文化背景相关。刘家和将希腊人和蛮族人、雅利安人和蔑戾车作为研究“夷夏之辨”的对照系，则是源于中外比较的兴趣。[29]更多的中国学者还是聚焦于希腊本身。倪学德提出敌视蛮族的态度出现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30]焦雅君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平视到蔑视——古希腊人蛮族观念的演变》（北师大，2002年）将平视和蔑视的分界点定在希波战争。徐晓旭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复旦，2003年）和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著《希腊人与蛮族人》（2013年，待出版）追踪了希腊认同和蛮族观念的生成、再建构、被商讨和操控的历史。他论证了“蛮族人”是古风时代伊奥尼亚人的发明，在希波战争后则变成了大批量的“雅典制造”。
黄洋把注意力集中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东方”的想象和建构，追溯了“东方主义”初史中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塑造“他者”运动，强调“蛮族”的发明和“东方主义”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31]他的《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则展现了一种阿尔托格式的研究风格。其结论是，希罗多德向其希腊读者刻画了一个以专制、残暴、野蛮和未开化为特征的“蛮族人”形象，一个希腊文明的“他者”形象；他建构的东西方二分的世界史体系对西方乃至世界上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32]
希腊人和蛮族人界限的模糊性以及跨界现象也受到关注。徐晓旭的博士学位论文《腓利二世：霸权与泛希腊主义》（东北师大，2001年）[33]及其他论文对此有论，例如他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关于马其顿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的争辩做了情境化解读。[34]李渊强调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自我与蛮族人的区分具有灵活性和地域性的特征。[35]陈莹在博士学位论文《斯特拉波研究——一个行省精英多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南开，2014年）中检验了罗马帝国环境下具有多重认同的斯特拉波对于希腊人、罗马人和蛮族人的界定。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古代当事人的观念当中，还是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希腊人和蛮族人都构成了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就一段时间以来的研究而言，讨论这一问题通常使用的关键词是：两级对立、自我—他者、认同—他性、族性和文化、发明和制造、建构和重塑、界定和界限、划界和跨界、争议和商讨、多重认同和身份转换、刻板印象和“变形记”、野蛮的希腊人和高贵的蛮族人、泛希腊主义、希腊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族群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理论和解说体系往往由这一系列关键词作为龙骨搭建起来。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修改希腊人和蛮族人画像时丰富多彩的点睛之笔。
但是，必须指出，这些点睛之笔有时可能也会变成束缚未来描绘希腊人和蛮族人的画家们创作灵感的梦魇。如何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寻找新的研究视点和路径，是摆在研究者面前永远的任务，当然也是越来越难的任务。不过，办法不是没有。例如，可以尝试采用中国画技法来绘制希腊人和蛮族人的肖像，古代中国的“夷夏之辨”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比较参照系。虽然之前有韩国学者做了此种研究，但未比的空白依然不少：为什么较早时候的族称都采用复数称谓，即“诸夏”和“泛希腊人”（Panhellenes）？为什么与“希腊人”对立的只有“蛮族人”，而与“夏”对立的却有“夷”、“狄”、“戎”等多种族称呢？如此不同的概念用法（“一对一”和“一对多”）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族群关系模式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