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后氏之苗裔”：匈奴祖源神话及其创造的历史情境
 
徐晓旭
 
[内容提要] 司马迁关于匈奴祖先是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很难被证实属信史，它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祖源神话。作为对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回应，司马迁发展了先秦以来的谱系神话系统化的书写传统，将包括匈奴在内的多个非华夏族群全都描述为拥有华夏祖先。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也为匈奴的华夏祖源神话的虚构提供了某种直接的动力，该神话能够赋予这种被迫的联姻外交以历史的合法性。也许正是作为匈奴别称的“胡”与“夏”两个族称当时读音的相似，给予了神话创造者以灵感，使其选择夏后氏作为匈奴的先祖。
[关键词] 匈奴、胡、夏后氏、和亲、谱系
[作者介绍] 徐晓旭，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发表信息] 发表于《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1卷第1号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说法，唐代司马贞所作《史记索隐》里引证了两种关于匈奴祖先更详细的神话版本来加以注释。一是张晏提供的：“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另一是乐彦在《括地谱》里讲到的：“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司马贞自己则认为：“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2]有学者对司马迁的说法及《史记索隐》提供的解说均持以采信的态度，或者顶多承认当中存在一些不妨碍其基本属实的疏漏。[3]
但至少有以下一些理由促使我们怀疑这些说法并非对某种历史“真实”的记录。首先是其史料来源不明。司马迁之前不见有关于匈奴先祖为夏后氏之说，司马迁之后诸说在核心内容上亦未超出司马迁之说。也就是说，司马迁之说如同横空出世，且似乎主导了后世各说的基本叙事。其次，比较的视野会令我们发现它们的神话性质。可资比较的参照系大体有三类。一是来自司马迁著作的内部。不独匈奴，五帝、夏、商、周、秦、楚、吴、越、蜀等华夏和非华夏族群在《史记》中均有其祖先谱系。二是其他中国史籍也讲述了不少族源谱系。这些谱系有的与司马迁的版本相同，有的则与之有别甚至抵牾，有的司马迁并未提到。通过比对早晚谱系版本的有无、异同，以及寻找同一文本内部矛盾等史料批判方法，先秦和秦汉文献中所记上古族群祖源谱系的虚构性质可以被清晰地揭示出来。顾颉刚及其“疑古”的同仁们系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又为解说中国古代祖源神话的如何生成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工具。对此进行了最为全面研究的学者是王明珂。他发现，在诸多处于边缘的非华夏族群被赋予华夏祖先的时候，其祖源神话往往采用华夏“英雄徙边记”的叙事模式，而匈奴的祖先神话大体上属于此类。[4]第三类比较的参照系是其他文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拥有丰富传统文献的古代文化（如希腊、犹太、罗马）中存在的大量的祖源谱系神话。例如，希腊人认为波斯人（Perses, 复数为Persai）的祖先是希腊英雄柏尔修斯（Perseus）及其子柏尔塞斯（Perses）；[5]犹太文献中则宣称斯巴达人发现了一份记载关于斯巴达人和犹太人均为亚伯拉罕之后的文件。[6]此类讲述颇类司马迁等人所谓匈奴先祖乃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
尤其是与希腊的情况做一对比，更为耐人寻味：匈奴是汉的死敌，正如波斯人是希腊人的死敌；希腊人赋予波斯人以高贵的希腊祖先，而身为汉帝国官员的历史学家也在关于匈奴的专史中派给了他们一个来自华夏的祖先。我们不妨问问他们：“为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呢？”
 
神话叙事的“层累”：司马迁及其后来者
 
司马迁本人并没有给出答案。他留给后人的只是用一句话就讲完的神话本身。而这一神话足以抓住人们的想象力。
由司马迁及张晏和乐彦，后两者提供的故事版本更加详细，但其各自年代却属更晚。张晏当为三国时魏人，[7]乐彦则应是南北朝时期陈朝人。[8]仔细观察这几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后两人的故事很有可能是从司马迁的讲述中获得灵感而编造的。司马迁在讲完了匈奴先祖是夏后氏的后代淳维之后，紧接着就写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9]张晏所用的“北边”和乐彦所用的“北野”显然都是对司马迁所用“北蛮”的复写。措词虽然有微妙的差异，但其具有的“边缘”和“野蛮”之义却显而易见。乐彦所言“随畜移徙”无疑也是对司马迁“随畜牧而转移”一语的转写。既然司马迁说匈奴先祖是夏王族的后裔，那么采用“英雄徙边记”的故事模式是解释他何以成为“北蛮”统治者的最容易的方式。接下来剩下的任务只是解释他在何时，为什么和怎样移民“北蛮”的了。亡国和逃难也许是更容易找到的原因，否则一个王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北方的蛮荒之地呢？张晏率先想象出了一个夏朝王子在新王朝建立后逃亡北方的故事主题。而促使他将淳维“奔北边”的年代定在“殷时”也许是受之前学者某种说法影响的结果。司马贞《史记索隐》里收录了东汉学者应劭在其《风俗志》里一个说法：“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当然，我们无法断定除应劭外是否还有其他人也谈及匈奴与殷之间时代上的联系。无论如何，迁徙和改名这两种事情可以互为解释：既然迁徙可能会导致改名，那么改名之际便是迁徙之时，于是迁徙的年代可以被定在“殷时”。张晏确立了“殷时奔北边”的主题之后，[10]乐彦则编写了更为详细的故事情节。
有别于司马迁的是，乐彦提出了一个具有不同名字的匈奴先祖，即獯粥，并为之编造了一个身为夏桀之子的更为详细的出身。他的新故事可能是直接从应劭和张晏两人那里获得的创作素材：从应劭那里获取了“獯粥”之名，而两人均为他提供了故事的年代。不过，乐彦也并未完全摆脱对司马迁的依赖，“獯粥”也出现在司马迁所列古时“居于北蛮”的族群清单之中。司马贞显然意识到了乐彦之说的特别之处，便连续举出了应邵、服虔和韦昭关于匈奴族称变动的说法，而“獯粥”或“荤粥”是他们公认的匈奴古称或别称。司马贞援引这些有关匈奴易称的意见，明显带有调和乐彦和司马迁异说的意图，要不然他也不会在此条注释的结尾处以总结性的口吻推测说淳维和獯粥是一个人。[11]更有趣的是，乐彦为匈奴人创造了一个名祖（eponymous ancestor）。所谓“名祖”，指的不仅是祖先，而且还意在说明族群的族称得自这位祖先之名。名祖神话在希腊、罗马、犹太等不少文化中都很常见，但在中国古代却颇为罕见。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乐彦关于獯粥在其父夏桀死后“妻桀之众妾”的说法，显然是受司马迁笔下“父死，妻其后母”[12]这句民族志描述的感召而创造的。并且，乐彦此说也在暗中解释了匈奴这一风俗的起源。
虽然张晏和乐彦提供的匈奴祖先神话版本比司马迁的版本更加引人入胜，但通过上述辨析可见它们均为晚起之说，对观察司马迁的版本并无助益，因此必须加以排除。那么司马迁的匈奴祖源神话版本从何而来呢？是司马迁直接援引更早的神话传统呢，还是司马迁转述其当代人的看法呢，抑或是司马迁本人的发明呢？
 
司马迁的匈奴“史前史”与帝国语境
 
史料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最早提及“匈奴”之名的文献有《逸周书·王会解》及其中所附《伊尹朝献·商书》、《山海经·海内南经》和《战国策·燕策三》。尽管它们的成书年代无法精确断定，但将之置于战国至汉初这一较大的时间段中应该不成问题。《史记·秦本纪》里提到了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联军在匈奴的配合下进攻秦国的事件。[13]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秦、赵、燕三国还修筑长城以抵御来自北方的族群。他还讲道：“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14]这些情况表明中原说汉语的人群在战国后期应该已经使用“匈奴”一名来指称北方的一个人口群体，而该群体对中原国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秦统一后不久，秦始皇就派蒙恬率领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地区。秦始皇还将三国旧有的长城修缮连接在一起。不过，随着蒙恬之死和秦末动荡局势的出现，匈奴势力又乘机逐渐南移。稍早于汉朝建立，冒顿弑其父头曼单于而自立为匈奴单于。冒顿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夺回了当年蒙恬夺取的全部土地，并进一步南侵。在冒顿的统治下，匈奴力量空前强大。汉刚立国不久，高祖刘邦就被匈奴包围在平城白登山七天。随后，“和亲”成了汉应对匈奴威胁的基本国策。这项被迫以公主和礼物换取和平的政策实行了七十余年，但它也并未完全杜绝匈奴的袭扰。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才改变以往的守势，转而对匈奴发动了主动出击，并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胜利。正是在这一时代，司马迁开始了其历史书写。摆在司马迁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来写汉的这群死敌呢？
事实上，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开篇写完“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祖源神话后，转而用很大篇幅讲述起了山戎、猃狁、荤粥、西戎、戎狄、畎夷、犬戎、赤翟、白翟、林胡、楼烦、东胡等族群及其与中原诸国冲突的历史，却只字不再提“匈奴”。直至讲到秦、赵、燕三国筑长城和置郡“以拒胡”，他才再度提起“匈奴”一称，他在这里说道“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15]而后，其叙事转入秦汉时代的匈奴史，第一个被具名记载的匈奴单于正是被蒙恬击败而“北徙”的头曼。对司马迁来说，头曼和淳维无疑构成了司马迁匈奴历史叙事的两个时间坐标。他这样谈到：“自淳维以至头曼千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官号乃可得而记云。”[16]虽然司马迁将淳维视为其匈奴历史的起点，但他明显地感到详细地讲述从淳维到头曼这段漫长时期的历史是无能为力的。转译成现代话语来表述，头曼及其子冒顿才是司马迁匈奴历史（或信史）的真正开端，此前不过是其重构的匈奴“史前史”。而这段“史前史”差不多全是用以其他族称出现的北方族群的“历史”来填补的。并且，司马迁在进行这种“史前史”补白的时候，并未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些族群是否等同于匈奴，他始终秉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修辞策略。
姚大力对这一文本内部矛盾有着出色的解读。他使用的“匈奴的前史”一语相当于我们所言的“匈奴的‘史前史’”。他指出，司马迁把自唐虞以来以多种不同族称（山戎、猃狁、荤粥、西戎、犬戎、赤翟、白翟等）出现的北方敌人与中原的对抗均当做“匈奴的前史”来写。在他看来，“长城以外引弓之国受命单于”的严峻现实是促使司马迁探究匈奴来源的动因之一，而外族与华夏对抗的政治史也不是新问题，司马迁的方法是从史事记录中去二度地发明事实，从而在连贯的考察中“通古今之变”。他对这种“匈奴前史”的写作机理做了这样的描述和评价：
 
就像对许多其它专题的叙述一样，在追述匈奴前史的时候，司马迁采用的不是论证的方法，而是“整齐百家杂语”的形式，即将他认为互有关联的材料按照时间或逻辑的顺序排列起来，于是这些原本孤立甚至零碎的资料，便被赋予新的生命，从而自行构成了一个说明问题的集合体。这种做法的长处，是可以比较多地保留原始材料的本来面貌；短处则是当某些互相矛盾的资料按照这样的方式被堆砌在一起时，它们之间的不协之处并不会“自行”消解。《史记》说，匈奴先祖为“夏后氏苗裔”；又说他们早就以“山戎”、“荤粥”等名目活动于“唐虞以上”。这两种肯定是出自不同史源的说法就是互相抵牾的。[17]
 
司马迁不太可能没有意识到匈奴祖源神话与以其他族称出现的北方族群的“历史”之间存有矛盾，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写匈奴的“史前史”呢？因为他的历史书写程式需要为匈奴寻找一个祖先，而且是一位来自华夏的祖先。在《史记》中，五帝、夏、商、周、秦、楚、吴、越等古代的华夏和非华夏族群的祖先都来自华夏，且其血统均可最终追溯至黄帝（当然除黄帝本人）。汉推行帝国主义时所遇到并战胜的敌对政权在《史记》中均被立传，而这些政权除大宛外，其开国者或统治者也都被描述为具有华夏祖先或血统。《南越列传》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邹氏。”《朝鲜列传》说：“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宋微子世家》里还讲道：“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西南夷列传》则讲道：“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
滇池……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同样，《匈奴列传》也为匈奴提供了一位来自华夏的祖先。
司马迁对于历史起点的这种书写程式既有对先秦以来传统族源神话传统的继承，更是帝国语境下的产物。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为自己或他人想象一个祖先，创造一段起源的历史，恐怕是传统社会的通则。然而对于拥有丰富的传统文献的中国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否则就不会有当年“信古”与“疑古”的大论战了。无论今天“疑古派”遭到如何的冷遇和边缘化，他们的历史洞察力都是具有建设性的。顾颉刚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他对先秦时代祖源谱系变动及其动因的看法，而且他以当时的日本侵华行径做类比，不可谓不生动而深刻：
 
现在我们的邻邦要用最刻毒的手段来消灭我们的民族，然而嘴里唱的还是‘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一类的甜蜜的口号。战国时的帝国主义者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主义。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颛顼了。本来秦是玄鸟陨卵，女修吞而生子的，到这时也是颛顼的苗裔了。赵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合赵就同祖了。本来越是纯粹南方部族，和诸夏没有丝毫关系的，到这时也是禹的子孙了。本来匈奴在极北，越在极南，无论如何联不起来的，到这时都成了夏的后裔了。禹是被称为颛顼之孙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同祖了颛顼了。田齐自称舜后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他们也就与秦、赵、楚、越、匈奴为一个系统下的分支了。这几个有名的国家如此，许多被并的小民族当然都熔化于一炉了。[18]
 
近年来，另一种异曲同工的解读由王明珂提出来了。他运用后现代人类学方法论，对华夏祖先谱系的产生及系统化书写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在北方畜牧化人群（戎狄）的经济生态压力下，南方华夏各国知识精英提出多种诸夏起源之说，以期将各地部族（诸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中一个历史建构方案就是，将炎帝和黄帝当作源始的两“兄弟”，来结合以他们为始祖的各部族。最后黄帝成为打败炎帝的“英雄”成为主流讲述。司马迁《史记》里的祖先谱系文本是在帝国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不仅使“黄帝为华夏共祖”成为典范历史，也确立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19]
无论是顾颉刚的“帝国主义兼并论”，还是王明珂的“联邦主义御敌论”，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看到了祖源谱系的系统化书写是与一个更大的族群互动体系的形成相伴生的。而帝国又是一种比“均势”的“列国”国际体系更为稳固的族群互动甚或族群一体化体系。政治一统的现实，需要血统一统的想象。司马迁就是在这种帝国的语境中从事其历史写作的。他不仅继承了最古老的追溯祖源的知识传统，更是继承了系统化书写祖源谱系这一更为晚近的文化传统。而“大一统”的帝国政治环境和政治理想又空前强化了后一种传统。[20]就上述五帝、夏、商、周、秦、楚、吴、越等谱系而言，司马迁除了从《诗经》里的《玄鸟》和《生民》、《春秋》、《国语》、《秦纪》等先秦文献中取材外，还大量袭用了《世本》、《五帝德》、《帝系姓》等汉初文献所提供的谱系素材。后几种本身也是在帝国政治文化情境中生成的系统化文本，自然很适合司马迁的写作需要。在司马迁对以往谱系进行筛选、抄录和剪裁的同时，其著作中也不乏新的谱系创造（例如秦的先世、越王句践的祖源）。帝国语境下系统化书写的成果是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权威的诸夏族群祖先谱系的正典。[21]
 
 “和亲”与匈奴祖源神话的创造
 
不仅是汉帝国“大一统”和帝国主义的内外形势需要司马迁为匈奴创造一位华夏祖先，截止到汉武帝时代的“和亲”政策也为匈奴的夏后氏起源神话提供了某种直接的创作动力。事实上，对汉而言，匈奴与朝鲜、南越、闽粤、东瓯和西南夷等还有所不同的：后面几者不过是汉推行帝国主义的对象，而匈奴是更为强大的敌人，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令汉恐惧。在自感武力不敌的情况下，汉被迫采取“和亲”的外交解决途径，以公主和财物换和平。在这种联姻外交的协议当中，不仅汉与匈奴缔结了姻亲关系，而且双方还以兄弟相称，这看起来无疑是一种亲上加亲。
双方的官方条约、书信和政令中反复强调着彼此的亲戚关系。汉高祖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昆弟以和亲”。[22]公元前177年，汉文帝针对匈奴右贤王侵入河南地而发布的诏书中也有“汉与匈奴约为昆弟”的字样。[23]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在给孝文帝的信中将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兄弟之亲”。[24]汉文帝公元前174年在给匈奴冒顿单于的信中写道：“汉与匈奴约为兄弟”，两者之间是“兄弟之亲”。[25]在公元前162年汉文帝致书匈奴老上单于说：“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墮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26]
既然汉与匈奴已经被宣称为“兄弟”和“一家子”，双方统治者又是事实上的翁婿，那么人们就不会没有理由进一步润色这种亲上加亲的外交修辞，为双方创造一个共同的祖先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况且，武帝的武功带来了对匈奴的胜利，帝国主义和“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主旋律又需要将这个败北的“他者”的“历史”归化入自身的历史话语系统之中。在这个时刻，匈奴的华夏祖源神话就应运而生了，既然它既能赋予“和亲”以历史的合法性，又能为“中国一统”和“天下平均，合为一家”[27]的政治理想及成就提供一种神话隐喻。[28]
那么，派给匈奴一个什么样的华夏祖先呢？被司马迁写入其匈奴“史前史”的犬戎在《山海经·大荒北经》里倒是有个源于黄帝的祖先谱系神话：“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很有意思的是，这也是则“名祖”神话。人们也许要问：司马迁为什么没有采用这则现成的神话呢？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司马迁的史料批判意识使然。司马迁明确表示过：“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29]另外，尽管司马迁将犬戎写成了匈奴的先行者名单，但两者毕竟存在着族称上的字面差异。况且这个犬戎祖源神话的荒诞的地理场域与现实中的匈奴居住地之间也难以立即建立起直观的联系。换句话说，即令可以利用这则谱系神话，那也需要颇费一番笔墨的改写。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另起炉灶。
司马迁所记的匈奴祖源神话并不复杂，仅仅一句话的表述中只包含了“匈奴”、“夏后氏”和“淳维”三个简单的名称。在名称之间建立联系恐怕是创造祖源神话最直接的方法，而语音的相似也最容易为建立联系提供灵感。这种例子在其他文化中很多见。例如，波斯帝国王室阿黑门尼德家族的古波斯语自称Hakhāmanishiya被希腊人转写为希腊语形式Akhaimenidai，该家族所尊奉的祖先的名字Hakhāmanish则被转写为Akhaimenēs。对这两个名称，希腊人都采用了一种谐音式的本土化转写方法，即采用希腊语的固有词语或构词成分来转写。由于这种转写方法赋予了外来语名称以本土语言的语义，从而很容易激发人们新的联想。于是，Akhaimenēs这个希腊化的古波斯语名字催生了一个新的关于波斯王室祖先的谱系神话。它讲道阿凯美奈斯（Akhaimenēs）是柏尔修斯（Perseus）的儿子，因其祖先来自希腊的阿凯亚（Akhaia），故而获得了Akhaimenēs之名。[30]按照希腊语的构词法，Akhaimenēs可以被理解为由Akhai(a)-men(ō)-ēs而来。Akhaia意即地名“阿凯亚”，menō意即“待在，留在”；-ēs为男名后缀，整个名字的意思便是“居于阿凯亚的人”。
又如，据拜占庭的斯泰法诺斯（Stephanos Byzantios）报道，克劳狄优斯·优劳斯（Claudius Iolaus）说犹太一称Ioudaia得自“种出来的人”犹太奥斯之名Ioudaios。[31]所谓“种出来的人”（Spartoi），是指神话中卡德摩斯（Kadmos）杀死看守忒拜圣泉的龙，将龙牙种植入地下后，从地里生长出来的人。这些“种出来的人”相互残杀，最后只剩下五人存活，其中之一名为Oudaios（Οὐδαῖος）。[32]不难看出，Ioudaios与Oudaios的音似是这一神话得以创造的依据和动力。罗马史家塔西陀则提到了另一则犹太人的起源神话，说犹太人最初是来自克里特岛的逃亡者，而证据就是他们的名称：他们原来居住在克里特岛上伊达（Ida）山区，名为Idaei，即“伊达人”，该称因蛮族的语言习惯而被延长发音变为Iudaei，即“犹太人”。[33]显而易见，这也完全是一个由于名称音近而附会出的神话。
如果稍微仔细观察，古代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做法。司马迁谈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34]“句吴”和“吴”系对同一族群名称的不同转写。“句”上古音高本汉拟作*ku，郑张尚芳拟作*koo。“吴”高拟作* ŋwo，郑拟作* ŋʷaa。“虞”高拟作* ŋi̯wo，郑拟作* ŋʷa。[35]“吴/句吴”与“虞”的音近很容易吸引人们将之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做法在司马迁之前显然就已存在了。越王句践是禹的后代（《越王句践世家》）、闽越和东瓯国王是越王句践（《东越列传》），这几则祖源神话首见于《史记》，也许是司马迁或其同时代人的发明。语音相似的因素很可能再次起了作用。“禹”上古音高拟作*gi̯wo，郑拟作*ɢʷaʔ。“越”高拟作*g'wɑt，郑拟作*ɢʷaad。两名音近，那么把越的王室祖先说成古代的圣王禹也不能不说顺理成章。“瓯”高拟作*ʔu，郑拟作* qoo。“瓯”和“越”也许是对东南沿海族群当中同一名称在其不同方言或不同亲属语言（很可能均属南亚语系，即孟-高棉语系[36]）里两种变体的汉字记录，虽然“瓯”前面被冠以汉语方位词“东”而构成了“东瓯”这一汉语化的地名。
再如，《后汉书·西羌传》为西羌找了一个姜姓的起源：“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37]王明珂解释了这个起源神话是如何被创造的：《尚书·舜典》（王误写为《尧典》）里讲道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关之西南），因此西羌便被说成是三苗的后代。根据《左传》的说法，春秋时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州。魏晋时期的注释家杜预认为，这些被逐者所居的西方瓜州、三危都在一地。《西羌传》的作者可能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姜戎氏也就成了三苗的后代，西羌则是姜姓（姜戎氏）的别支。王明珂认为，这一结论是在中国注释家的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38]其实，除了先前古籍给神话创造者提供的羌、三苗、姜之间地理区域的一致性外，语音相近因素也在将羌与姜联系起来的想法中起了作用：“羌”中古属见母阳韵，“姜”属溪母阳韵。而且从上古到中古，两字语音均应未发生太大变化。高本汉将“羌”的上古音拟作k'i ̯aŋ，将“姜”拟作ki ̯aŋ，这种构拟大体也适合中古音，尤其是中古早期的读音。范晔生活在中古早期汉语时代，他在《后汉书》中为西羌创造的姜姓身世不能不说也是受了两个名称语音相似性感召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推测上述祖源神话的建构是基于读音相似诱发的创作灵感，也是由于这些神话都很简短而干瘪，在始祖与后人之间缺乏复杂的中间世系和故事情节，两者是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样，首次见于《史记》中的匈奴祖源神话也具有这样简单的特点，因此它很可能也具有同样的生成机理，即音近激发的联想最终促使神话编写者选择夏后氏来充当匈奴的祖先。在《史记》当中，匈奴又常被称为“胡”，而“胡”一称有时也被用来泛指北方各族群。[39]这也许是自战国中后期以来的用词习惯。无论如何，在司马迁的时代，“胡”与“匈奴”更多地是同义语。而“胡”与“夏”读音又十分接近：高本汉将“胡”的上古音拟为*g'o，郑张尚芳则拟为*gaa；“夏”高拟为*g'ɔ，郑拟为*graaʔ。因此，通过“胡”可以在“匈奴”与“夏”之间建立起谱系联系。就“淳维”这个名字而言，姚大力通过其上古音分析，推测它为匈奴最高首领的名号“单于”的另一种音写。他还指出，将该称的时代前推，并使之变为人物的专名，这是一种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对于过去的追想。[40]若果如此，那也意味着这一称号的汉译有过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不过，一俟“单于”成为匈奴首领称号在汉文中的标准写法后，“淳维”这一（也许是更老一点的）译名并未废弃，而是被用作匈奴先祖的名字写入了他们的祖源神话。
那么，究竟是谁“发现”的匈奴的夏后氏起源呢？答案如果不是司马迁，那就应该是其同时代的汉人或他们稍早的前辈，而不太可能是匈奴人自己，当然更不会是亡国后的夏后氏王族成员及其后人了（如果真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王朝和家族的话）。无论如何，相信最后一种选项的历史学家事实上在创造着一种反历史的新神话，正如《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并不反神话一样。
 
 
“A Descendent of the Xia Royal Family:” The Myth of the Xiongnu’s Founding Ancestor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Xu Xiaoxu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Sima Qian relates that the ancestor of the Xiongnu descended from the Xiahoushi, namely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Xia dynasty. One would hardly attest to the historicity of the narrative, which is in fact nothing but a founding myth. In response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Han Empire, the historian Sima Qian, developing the literature tradition of genealogical systematization that had been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raced back the origins of barbarian peoples including the Xiongnu to founding ancestors of Chinese stock. The Han dynasty pursued a policy of marrying princesses to Xiongnu kings and making peace, which provided a direct impetus for inventing a myth of Chinese origin for the Xiongnu. In turn the myth would endow the marriage diplomacy under pressure with historical legitimacy. The phonic similarity between the ethnic designations “Xia” and “Hu,” the alternative appellation for the Xiongnu,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Han period may have inspired the inventor of the genealogy to choose the Xiahoushi as ancestry of the Xiongnu.
 
Key Words: Xiongnu, Hu, Xiahoushi, marriage diplomacy, genealogy